为什么需要农业政策?简述农业政策有何作用

第一，农业政策是农村生产关系的“调节器”。
中国革命的成功打破了旧的农村生产关系，解放了农业劳动生产力。但新的生产关系形成之后，其内部关系不是凝固不变的。它需要随生产力运动和农村综合状况的变化而调整、完善和提高。在这个过程中，政策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这种作用可以通过生产关系的三要素而明显地体现出来。首先，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要通过政策给予界定并上升为法律形式。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是否分离、怎样分离、分离的程度等也必须通过政策给予界定。其次，农民在生产中的地位和他们的相互关系要受到政策的调整和制约。在过去高度集权的管理模式中，农民之间的生产地位虽然平等，但他们是一种“劳动竞赛”关系，都是集体单位中的单纯劳动分子。现阶段，农民责、权、利集于一身，是生产经营的主持人。农民的生产地位仍然平等，而相互关系却是“市场竞争”关系。再次，农业产品的分配形式也必然在政策引导的范围内进行。集权管理政策导致类似计时工资的按潜在劳动分配，因而“工分”是农民的“生命线”。生产责任制强调的是类似计件工资的按凝结劳动分配，因而经济效益是农民的“命根子”。农民由“想千分”到“想千斤”的思想变化，正是改革政策导向的结果。
第二，农业政策是农业经济规律的“操作员”。
与其他经济规律一样，农业经济规律也是客观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人们只能认识它、掌握它、运用它为发展农业经济服务。农业政策的制定必须建立在农业经济规律的基础之上。如果把农业经济规律比作是一台性能复杂的高级计算机，那么，政策就是认识和掌握这台计算机的原理和功能，并运用它为农业现代化服务的操作员。
我国农村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自然条件差异大，社会化生产程度低，农业经济的发展受到多种复杂因素的制约。它在生产力的布局、价值的决定与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平衡、竞争的内容与形式、物质利益的分配与实现等各方面，都与工业经济的发展具有明显的区别。准确认识和正确运用农业经济规律，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需要依靠科学的论证和实践的检验，决不是靠简单的“一刀切”所能解决的问题。认识上的失误会使操作走样，造成不良后果。建国初期，政策的成功实质上是正确运用经济规律的胜利。后来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对农业经济的损害，都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是“没有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的结果。
第三，农业政策是农民群众集体意志的“代言人”。
只有扎根于群众的政策才能有旺盛的生命力，并且迅速转化为人民群众的实际行动。1945年，毛泽东同志曾经积24年历史经验告诫全党：“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脱离群众的。”邓小平同志所倡导的农村改革，正是实践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他在总结农村改革经验时指出：“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的，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党的指导。”中国农民欢呼农业经济体制改革，正是因为改革符合了他们的内在愿望。从这个意义上讲农业发展首先靠政策，实际上是靠了农民自身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第四，农业政策是农业科技发展的“动力机”。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也是农业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在生产力已经解放、先进生产关系已经建立的条件下，政策是科技加快发展的强大动力。在我国农村，生产力总体水平低且发展不平衡，劳动分散，劳动者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农业自身积累少。在这种现实面前，如果单纯依靠农民自发地搞科研，是达不到理想效果的，国家必须在政策上给予大力支持。建国初至1957年，在党中央的统一部署下，全国逐步建立起农业科研体系，在农业的各个领域里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但是，“大跃进”中，政策上片面地讲“干劲”，不重视科学。“文化大革命”中，更是把7.5亿农民和7500个农业科技人员对立起来，提出“依靠七亿五，还是依靠七千五”的极左口号，否定专业研究，使整个农业科研事业遭到毁灭性的摧残。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由于党的政策大力扶持，农村科研又呈现繁荣景象。
第五，农业政策是农业投入的“保护神”。
农业投入也是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保证。现阶段，我国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还严重存在。因而在农村水利、交通、气象、农田基本建设，农用生产资料等方面不能光靠农村为数甚少的自身积累，国家必须在政策上给予倾斜，以工业积累支援农业大型建设。多年来，国家对农业的投资额一直占财政总收入的十分之一左右。国家决定投入78亿元从1992年起在25个省、市、自治区实施治沙1亿亩的生态工程；从1988年起，每年拨款8000万元，和地方配套资金投入相结合，对苏北地区实施大规模农业资源综合开发；在水利建设投资成就巨大，每年净增长农田灌溉面积600万亩的基础上，三峡工程和南水北调工程等与农业经济发展息息相关的工程又被列入我国跨世纪特大型骨干工程项目……。所有这些，都是政策直接作用的结果。没有农业投入作保证，就不会有我国农业经济的稳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