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巩固统治的政策和措施

商鞅变法提出并推行了明确的“农战政策”，即所谓“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农战政策的主要内容有：

1.由国家掌握调控土地资源，实行国家授田制，按一夫百亩的标准授予民众土地，授定之后，设立阡陌封疆，不许私自更动，每个农户所授土地相同，负担同等的国家赋税，即所谓“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通过授予民众土地并设立阡陌封疆，承认和保护民众的权益来发展农业生产。为了很好地实现这一目标，又颁布了户籍法和什伍连坐法。户籍法规定“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举民众口数，生者著，死者削”。什伍连坐法规定“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同时规定“使民无得擅徙”，对民众进行强制性的人身编制、组织管理和地域控制。授田制、户籍法、什伍连坐法相互配套，协同推行，实现了国家对土地资源和广大民众的直接控制管理，实现了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的直接接合，势必会促进农业发展。

2.发布垦荒令，鼓励垦荒务农。商鞅认为“夫地大而不垦者，与无地同”；“故为国之数，务在垦草”。孝公三年（前359年），商鞅建议秦孝公颁布《垦草令》，推出了鼓励民众垦荒种田的20多种办法，激励力度很大。荒地得到垦辟，耕地面积扩大，无疑是发展农业生产的有效途径。

第三，免役轻税，保护农业。商鞅主张对农业轻税，反对重税，认为“禄厚而税多，食口众者，败农者也”。也反对大兴徭役，认为“农逸则良田不荒”，“征不烦，民不劳，则农多日。农多日，征不烦，业不败，则草必垦矣”，农业就能得到发展。商鞅变法明确规定：“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僇力，意即努力；本业，即农业；复其身，就是免除本身徭役（包括劳役和兵役）。全句的意思是，凡勤恳务农生产粮食布帛多的人，免除其本身的徭役。这是一种很有力的鼓励措施，因为按照当时秦朝的制度，爵位在五大夫以上的人才有资格免除徭役。商鞅变法还规定，把100方步（长宽各100步）为一亩的周代亩制，改为240方步（长宽各240步）为一亩，并按照新的亩制纳税，但税率不变。这样，农民的纳税负担实际上就减轻了一大半，自然会激励农业生产。

4.改革军赋征收办法，将根据田亩数征收军赋改为根据人口数征收军赋。战国时各国征收军赋，均依据田亩数为计算单位，即“因地而税”，根据需要不定期征收，田亩多者要多交，这实际上不利于垦荒生产。商鞅发现了这一弊端，“舍地而税人”，将秦国军赋改为按人口征收，“开始实行定额、定期、按人（包括男、女）征收军赋的办法。与‘因地而税’相比，这样做，在提倡开荒时，解除了增加垦地会加重军赋负担的顾虑，有利于促进人们扩大耕地面积，对发展生产有积极作用”。

5.入粟拜爵，军功拜爵，激励农战。商鞅变法规定，秦国民众晋爵标准非农即战，别无他途。《商君书·农战》载：“凡人主之所以劝民者，官爵也；……善为国者，其教民也，皆从一空（孔）而得官爵。是故不以农战，则无官爵。”这就是说，要想获得官爵，只有依靠务农和作战。依靠务农而获得官爵，称为“入粟拜爵”，具体方法是：“民有余粮，使民以粟出官爵。官爵必以其力，则农不怠。”“出官爵”意即捐得官爵。整句意思是，民众有余粮，可以向政府捐献，政府根据捐粮的多少授予级别有差的官爵。依靠军功而获得官爵，称为“军功入爵”，规定“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军功爵共有二十级，一级曰公士，斩得一个甲首，即可被授予，并得到实际利益：“爵一级者，益田一顷，益宅九亩，益除庶子一人”，不但田宅得以扩大，还可得到一个没有爵秩的人为自己服定额无偿劳役，即所谓“庶子”。从第一级公士到第五级大夫，依此递增。从第六级爵官大夫到第二十级爵彻侯，可按照等级食邑食税，“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这种制度之所以有威力，关键在于它是由国家不断进行财产和权力再分配的基本形式，各级爵位的实际利益是落实在土地、赋税、徭役的分配以及个人身份升降等等之上的。”

6.提高粮食价格，保障务农者获利。《商君书·外内》载：“欲农富其国者，境内之食必贵”；“食贵则田者利，田者利则事者众”，通过提高粮食价格来保障农民利益，来激励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增加务农人数，从而巩固农业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