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农抑商为什么能使秦国走向强大？

重农抑商是古代封建王朝的基本国策。关于这项政策的最早记载，则是在秦国的商鞅变法之中。而秦国的强大，也和重农抑商政策脱不开关系。

重农抑商政策的发展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叙分地而经市，以陈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贾阜货而行市。——《周礼·地官司徒·司市/掌节》在西周之时，商人是不被官方所鄙视的。比如《周礼》之中就记载过一个名叫司市的官，他是负责维持物价稳定的。可见，在西周之时，商人的作用是十分大的。

可是，当周幽王身死骊山以后，西周灭亡，东周建立，周王室的权威就一日不如一日。基于此，实力强大的诸侯就开始了混战。而战争就意味着粮食的大量损耗。重农抑商政策也由此萌芽。

到了战国时期，战争数量增加，战争规模也在加大。因此，如何提高粮食产量就成为了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而重农抑商政策就此产生。

在魏国的李悝变法之中，就曾经鼓励百姓耕种，虽然没有明确的抑制商业，但是也能看出这种趋势。

随后，商鞅继承了李悝的法家思想，在此基础上正式提出了重农抑商政策。商鞅规定：以农业为“本业”，以商业为“末业”，对于农民，减免赋税，并进行特别奖励，对于商人则加重赋税，并且有许多惩罚。

在这样的重农抑商政策下，秦国的粮食产量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秦国也由此变强。

重农抑商政策为何能使秦国强大古代生产力水平低下，粮食产量也低下。对于当时的普通百姓来说，每日能够混个温饱都是不容易的事情。可偏偏在战国时期，战争频繁，对于粮食的需求极为庞大。

《十一家注孙子》中曹操曾言：“计千里转运，二十钟而致一中于军中。”大概意思是说，每一千里，二十份的粮食就只有一份能够到达军中。而这还是三国时期的交通速度，战国时期只会更慢。

因此，战争是十分耗费粮食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战国诸侯都十分注重粮食产量的提高。可偏偏有这么一群人，他们不需要耕种，通过倒买倒卖就能获取一大笔财富。战国时期典型的商人就是吕不韦。

濮阳人吕不韦贾于邯郸，见秦质子异人，归而谓父曰：“耕田之利几倍?”曰：“十倍。”“珠玉之赢几倍?”曰：“百倍。”“立国家之主赢几倍?”曰：“无数。”曰：“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余食；今建国立君，泽可以遗世。愿往事之。”——《战国策·秦策五》

这样的行为无疑是碰了统治者的逆鳞。要知道，普天之下皆王土。也就是说国内的一切财富都属于国君。而商人的行为就是在挖墙脚。他们不给国君制造财富，反而通过不正当手段，将国君的财富收进自己的口袋里。这是国君万万不能容忍的。

再者，战国时期，正处于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的转型时期。各国君王都在朝着中央集权的方向发展，而商人的存在无疑会减缓这种发展速度。

这也就是为什么秦国能够弯道超车，因为秦国的重农抑商政策能够将整个国家的力量都凝聚在一起，这也是中央集权的特征。

结束语重农抑商政策，有利于财富的高度集中，这既有利于诸侯们对内的统治，也有利于诸侯们对外的扩张，这在战国时期是十分重要的，这也是秦国强大的原因。

我们知道，商鞅变法的核心是耕战立国、赏罚分明。

而以“耕战”立国，便说明了农业在古代的重要性，即以农为本、以商为末。

与今天不同，古代人口相对稀少，耕地则相对充足，许多土地等待开垦，农业几乎是增加财富的唯一途径。所以，商人的增加必然会导致农业人口的减少，农业人口的减少势必导致国力的衰落，这便是古代重农抑商的主要原因。

同时，商人是逐利的，赚差价在古人看来并不带来财富的整体增加，因为“不患寡而患不均”，同时商人易迁徙，居无定所，不利于社会稳定。

重农抑商，不仅可以开阡陌，国富强，还可以将老百姓稳定在土地上，同时也有利于征兵。

事实上，重农抑商也并非秦国的独创，在整个农业文明时代，世界各个文明其实都以农为本，这也是自然经济本身所决定的。

商鞅，在我国古代最早以国家政策的形式实施了“重农抑商”。

努力本业，耕织致粟帛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奴孥。

也就是说，虽然重农抑商是自然经济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商鞅则是首先发现、并将其用于国策之中的人。

所以，通过“奖励耕战”，秦国社会稳定、财赋增加，迅速强大了起来。这在今天看来并不难，但在先秦时期毕竟是首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