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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10月12日 中国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开业，中国期货市场诞生。
1992年9月 第一家期货经纪公司——广东万通期货经纪公司成立；同年底，中国国际期货经纪公司开业。
1993年5月28日 郑州商品交易所推出标准化期货合约，实现由现货到期货过渡。
1993年11月4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制止期货市场盲目发展的通知》?中国期货市场规范整顿开始。
1994年4月6日 国务院关停一些大期货品种——钢材、食糖、煤炭的期货交易；同年9月29日暂停粳米、菜籽油期货交易。
1994年5月16日 国务院办公厅批转国务院证券委《关于坚决制止期货市场盲目发展若干意见的请示》?开始对期货交易所全面审核、严格控制国有企事业单位参与期货交易、严格查处各种非法期货经纪活动。
1994年10月 天津、长春联合期货交易所、上海商品交易所等14家试点交易所成立。
1998年8月 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整顿和规范期货市场的通知》?将原１４家期货交易所合并为大连、郑州、上海三家。
1998年11月24日 中国证监会批准重新修订后的大豆、小麦、绿豆、铜、铝、天然橡胶等六个合约。
2001年3月5日 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将“稳步发展期货市场”写入“十五”计划纲要。
2002年6月1日 中国证监会主席周小川宣布新的《期货交易所管理办法》和《期货经纪公司管理办法》自２００２年７月１日开始实施。
2004年1月31日，国务院出台了《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
2004年，燃料油、玉米、棉花相继上市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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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许多商品的产销大国，但由于没有相应的期货品种，在进出口贸易中不得不参考国外期货价格作为定价基准，同时，中国对国际商品价格的剧烈波动也无能为力，这对中国的经济战略安全构成了极大威胁。笔者认为，中国期货市场的发展，要从维护国家整体经济利益、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高度，实现战略转变，不断推进期货制度创新。
一是实现从“先规范，后发展”向“先发展，后规范”的战略转变。从世界各国期货市场的立法过程来看，主要有两种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的“先发展，后规范”模式和以我国香港为代表的“先规范，后发展”模式。在中国期货市场建立初期，监管层确立了“先规范，后发展”的指导思想。
事实上，这个指导思想对中国期货市场的发展没有起到应有的指导作用，在发展过程中也没有遵循先规范的做法，期货市场法制建设严重滞后。对期货市场来讲，如果先强调规范，就发展不起来，或者发展就会很慢；没有规范的发展是盲目的发展；而没有发展，规范也就失去了意义。
我们所说的规范主要是指通过法律手段进行规范，而不是通过行政命令的所谓规范；监管也应该主要通过法律手段进行。期货市场的监管是为规范发展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只有通过有效监管、日益规范，期货市场才会有高质量的持续发展，也才能更好地为国民经济发展服务。
中国期货市场发展到今天，已经建立了基本的法律规范，今后应该坚持“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完善和提高，不断推进期货制度创新”的思路和对策。这样，中国期货市场才具有活力，才能真正发展起来。
二是实现从清理整顿向规范发展的整体思路转变。在清理整顿时期，监管层采取了一种谨小慎微的态度，政府从严的政策抑制了期货市场的发展。
随着中国期货市场走出清理整顿时期，我们要适应世界期货市场电子化、一体化和品种创新的发展趋势，尽快调整和完善期货市场监管模式，理顺期货新品种上市程序，建立合理、高效的市场导向上市制度，加快期货品种、技术和制度创新，突破市场发展瓶颈，在规范市场的同时推进市场发展。
当前市场发展的当务之急是积极进行期货品种创新，不断推出适应市场需求的新品种。同时，严格控制市场风险以及保护投资者利益也应成为监管层当前的核心工作。
三是实现从以政府监管为中心向以自律监管为中心的监管思路转变。到2000年底为止，中国期货市场的发展史其实就是市场的整顿史。
中国期货市场清理整顿的过程，就是以证监会为中心的集中监管模式形成的过程。这种监管模式是与清理整顿的历史阶段相适应的，它把中国期货市场由盲目、无序发展导向了理性、有序发展的轨道。在今后的发展中，政府要有意识地实现以行政监管为主向以自律监管为主的监管重心的转移。
政府主要在支持期货市场规范发展的法律、法规的制定和修订方面下工夫，充分发挥自律监管的作用，节省政府财政开支，避免政府监管带来的种种弊端。同时，强化监管的“适配性”，更多地发挥市场主体的作用，调整和减少审批事项，给予市场主体和自律组织更多的发展空间。
在监管职能调整的过程中，避免出现监管真空；在监管方式调整的过程中，注意监管效率和效果。
四是实现从“活跃期货品种”向“活跃期货市场”的发展思路转变。中国期货市场交易品种少、规模小，不能满足提供回避市场风险的工具和进行投资获利的社会需求，对国际期货市场的影响小，与中国不断提高的国际地位不相称；期货结构和交易方式单一，仅局限于商品期货，没有金融期货，没有期权等其他金融衍生工具，不适应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的需要。
期货交易品种太少和结构单一目前已成为制约期货业发展的瓶颈。如何把期货新品种的开发更好地与中国各行各业的改革开放相融合，在推进期货品种创新的同时加强市场风险管理，提高市场流动性，不断提高市场功能发挥成为当前期货业的重要问题。中国期货市场的发展，必须实现从“品种太少、结构单一”向“品种多样化、结构完整”的转变，通过活跃期货品种活跃整个期货市场。
五是实现从强制性制度变迁向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制度创新思路转变。中国期货市场在政府为主导的强制性条件下形成，它缺乏成熟市场经济下的基础制度安排。随着中国期货市场的发展，政府主导的这种外生制度的安排必然与期货市场发展的内生规律之间产生矛盾与摩擦，从而导致市场的低效率。
在未来的期货市场发展中，中国政府需要依据不同阶段形成制度均衡的约束条件选择正确的改革路径和战略目标，正确地选择或组合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两种制度创新方式，从而达到逐步缩小强制性制度变迁范围，最终将期货市场还原为“市场”，实现由强制性制度变迁向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转变。
六是实现从封闭式发展向开放型发展的战略思路转变。中国期货市场目前还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市场，还不能与证券市场、基金市场、外汇市场相互衔接，境外资金也不允许进入中国期货市场。期货市场的建立和运行不可能是封闭的，积极引进QFII制度，努力解决QFII制度引发的市场监管难题（境外、机构投资者），推动中国期货市场向开放型期货市场发展，是中国期货市场发展的必经之途。
经过一二十年的发展，中国期货市场将逐步发展成为完善的期货市场体系，成为亚太地区最大的商品期货交易中心，争取成为世界商品期货交易中心，且金融期货有一定程度发展，成为亚太地区的金融期货交易中心。通过长期不懈的努力，中国最终将与美国、欧洲成为世界期货市场三强之一，实现将中国从世界生产大国、世界贸易大国和世界消费大国发展成为控有市场经济资源、拥有市场定价能力、具有市场主导地位的世界性期货大国的战略目标。
（中国社会科学院 欧阳日辉／期货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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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从强制性制度变迁向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制度创新思路转变。中国期货市场在政府为主导的强制性条件下形成，它缺乏成熟市场经济下的基础制度安排。随着中国期货市场的发展，政府主导的这种外生制度的安排必然与期货市场发展的内生规律之间产生矛盾与摩擦，从而导致市场的低效率。在未来的期货市场发展中，中国政府需要依据不同阶段形成制度均衡的约束条件选择正确的改革路径和战略目标，正确地选择或组合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两种制度创新方式，从而达到逐步缩小强制性制度变迁范围，最终将期货市场还原为“市场”，实现由强制性制度变迁向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转变。
中国是许多商品的产销大国，但由于没有相应的期货品种，在进出口贸易中不得不参考国外期货价格作为定价基准，同时，中国对国际商品价格的剧烈波动也无能为力，这对中国的经济战略安全构成了极大威胁。笔者认为，中国期货市场的发展，要从维护国家整体经济利益、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高度，实现战略转变，不断推进期货制度创新。
一是实现从“先规范，后发展”向“先发展，后规范”的战略转变。从世界各国期货市场的立法过程来看，主要有两种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的“先发展，后规范”模式和以我国香港为代表的“先规范，后发展”模式。在中国期货市场建立初期，监管层确立了“先规范，后发展”的指导思想。
事实上，这个指导思想对中国期货市场的发展没有起到应有的指导作用，在发展过程中也没有遵循先规范的做法，期货市场法制建设严重滞后。对期货市场来讲，如果先强调规范，就发展不起来，或者发展就会很慢；没有规范的发展是盲目的发展；而没有发展，规范也就失去了意义。
我们所说的规范主要是指通过法律手段进行规范，而不是通过行政命令的所谓规范；监管也应该主要通过法律手段进行。期货市场的监管是为规范发展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只有通过有效监管、日益规范，期货市场才会有高质量的持续发展，也才能更好地为国民经济发展服务。
中国期货市场发展到今天，已经建立了基本的法律规范，今后应该坚持“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完善和提高，不断推进期货制度创新”的思路和对策。这样，中国期货市场才具有活力，才能真正发展起来。
二是实现从清理整顿向规范发展的整体思路转变。在清理整顿时期，监管层采取了一种谨小慎微的态度，政府从严的政策抑制了期货市场的发展。
随着中国期货市场走出清理整顿时期，我们要适应世界期货市场电子化、一体化和品种创新的发展趋势，尽快调整和完善期货市场监管模式，理顺期货新品种上市程序，建立合理、高效的市场导向上市制度，加快期货品种、技术和制度创新，突破市场发展瓶颈，在规范市场的同时推进市场发展。
当前市场发展的当务之急是积极进行期货品种创新，不断推出适应市场需求的新品种。同时，严格控制市场风险以及保护投资者利益也应成为监管层当前的核心工作。
三是实现从以政府监管为中心向以自律监管为中心的监管思路转变。到2000年底为止，中国期货市场的发展史其实就是市场的整顿史。
中国期货市场清理整顿的过程，就是以证监会为中心的集中监管模式形成的过程。这种监管模式是与清理整顿的历史阶段相适应的，它把中国期货市场由盲目、无序发展导向了理性、有序发展的轨道。在今后的发展中，政府要有意识地实现以行政监管为主向以自律监管为主的监管重心的转移。
政府主要在支持期货市场规范发展的法律、法规的制定和修订方面下工夫，充分发挥自律监管的作用，节省政府财政开支，避免政府监管带来的种种弊端。同时，强化监管的“适配性”，更多地发挥市场主体的作用，调整和减少审批事项，给予市场主体和自律组织更多的发展空间。
在监管职能调整的过程中，避免出现监管真空；在监管方式调整的过程中，注意监管效率和效果。
四是实现从“活跃期货品种”向“活跃期货市场”的发展思路转变。中国期货市场交易品种少、规模小，不能满足提供回避市场风险的工具和进行投资获利的社会需求，对国际期货市场的影响小，与中国不断提高的国际地位不相称；期货结构和交易方式单一，仅局限于商品期货，没有金融期货，没有期权等其他金融衍生工具，不适应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的需要。
期货交易品种太少和结构单一目前已成为制约期货业发展的瓶颈。如何把期货新品种的开发更好地与中国各行各业的改革开放相融合，在推进期货品种创新的同时加强市场风险管理，提高市场流动性，不断提高市场功能发挥成为当前期货业的重要问题。中国期货市场的发展，必须实现从“品种太少、结构单一”向“品种多样化、结构完整”的转变，通过活跃期货品种活跃整个期货市场。
五是实现从强制性制度变迁向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制度创新思路转变。中国期货市场在政府为主导的强制性条件下形成，它缺乏成熟市场经济下的基础制度安排。随着中国期货市场的发展，政府主导的这种外生制度的安排必然与期货市场发展的内生规律之间产生矛盾与摩擦，从而导致市场的低效率。
在未来的期货市场发展中，中国政府需要依据不同阶段形成制度均衡的约束条件选择正确的改革路径和战略目标，正确地选择或组合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两种制度创新方式，从而达到逐步缩小强制性制度变迁范围，最终将期货市场还原为“市场”，实现由强制性制度变迁向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转变。
六是实现从封闭式发展向开放型发展的战略思路转变。中国期货市场目前还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市场，还不能与证券市场、基金市场、外汇市场相互衔接，境外资金也不允许进入中国期货市场。期货市场的建立和运行不可能是封闭的，积极引进QFII制度，努力解决QFII制度引发的市场监管难题（境外、机构投资者），推动中国期货市场向开放型期货市场发展，是中国期货市场发展的必经之途。
经过一二十年的发展，中国期货市场将逐步发展成为完善的期货市场体系，成为亚太地区最大的商品期货交易中心，争取成为世界商品期货交易中心，且金融期货有一定程度发展，成为亚太地区的金融期货交易中心。通过长期不懈的努力，中国最终将与美国、欧洲成为世界期货市场三强之一，实现将中国从世界生产大国、世界贸易大国和世界消费大国发展成为控有市场经济资源、拥有市场定价能力、具有市场主导地位的世界性期货大国的战略目标。
（中国社会科学院 欧阳日辉／期货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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