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学大寨的过程是怎样？

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的一个大队，原本是一个贫穷的小山村。农业合作化后，社员们开山凿坡，修造梯田，使粮食亩产增长了7倍。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新华社记者的通讯报道《大寨之路》，介绍了他们的先进事迹。并发表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号召全国人民，尤其是农业战线学习大寨人的革命精神。此后，全国农村兴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大寨成为我国农业战线的光辉榜样。“农业学大寨”的口号一直流传到70年代末，其中也被极“左”思潮利用过。　1980年8月中下旬，陈永贵对大寨和自己的过去进行了认真的反思，　至此，“大寨红旗”最终飘落了。

1964年3月，毛泽东出京巡视。一天，他乘坐的专列停靠在邯郸车站。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当面向毛泽东汇报了大寨和陈永贵的先进事迹，毛泽东听后投以赞许的目光，又一次深深地记下了大寨和陈永贵的名字。尔后，火车继续南行。每到一地，毛泽东都兴致勃勃地宣传大寨和它的领路人陈永贵，毛泽东说：大寨就是一面旗帜。你们学不学？农业要过关，没有大寨那种精神不行哪。

“文革”开始后，陈永贵也同很多革命群众一样，积极参与并支持造反派的夺权斗争。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他这样做，一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而进行的；二是当时陈永贵支持并参与夺权是为了搞生产。他在昔阳县的夺权大会上明确宣布：要抓革命，促生产。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3至5年将昔阳建成大寨县。在昔阳逾千人的生产队长以上干部会上，他喊出“重新安排昔阳山河”的响亮口号。

从1978年春天开始，“落实党的农村政策”的呼声渐渐盖过“农业学大寨”的口号。各地在落实党的农村政策的同时，强烈要求纠正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极“左”的做法，如要求归还农民的自留地、自留树，开放集市贸易，允许农民养猪、养鸡、搞家庭副业等等。这些本都是《农业六十条》明确规定要赋予农民的一些私有权利，但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逐步被剥夺了。此时，人们想重新拿起这个武器，向农业学大寨运动发起挑战。

1979年3月初，中共昔阳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和县委扩大会议。在各方面强大压力下，县委领导承认了多年来在各方面发生的缺点、错误和问题。并对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一些蛮干行为、家长式作风提出了严厉批评。

后来，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陆续接受了陈永贵提出的解除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请求。陈永贵在北京过起了闲居生活。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陈永贵对大寨和自己的过去进行了认真的反思，曾对前来看望他的大寨干部说：“我那几年算是吃够亏了，上面提出九十九，我就能干出一百一。今后可不能再犯了。”陈永贵给郭凤莲和大寨党支部写了一封信，要他们跟中央保持一致，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做好大寨的工作。这是这位老支书对家乡工作的最后交待。

至此，“大寨红旗”最终飘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