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起源？

中国农业起源假说

    ——浅谈环境在农业起源中的作用及对农业起源过程的假设

摘要：农业起源一直是世界考古学战略性研究的重要课题。目前学术界存在多种假说，都有一定的合理成分，但是又都不能对世界各个地区的具体情况做出合理解释。笔者发现，大致一万年前后，在世界的不同地区如西亚、中美洲和中国均已出现较为稳定的动植物驯化迹象，人类在这一重大经济现象上的同步发展，说明农业起源当存在着共同的催化机制。综合考虑当时世界各地的共同因素，我们认为，晚更新世以来全球范围的环境变迁可能是农业起源的催化剂。本文将以中国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为例，通过对中国农业起源阶段的古环境变迁的研究，运用“最佳觅食模式原理”，来分析中国的农业是怎么在环境的影响下，一步步发展起来的。

关键词：农业起源    环境变迁

一、关于农业起源模式的研究综述：

自从柴尔德在五十年代初提出新石器时代革命的论断以来，农业起源就成为世界考古学战略性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在世界各地，特别在动植物驯化较早的西南亚和中美洲，考古学家展开了大规模的多学科综合研究，并运用多种理论从各个角度探讨这一革命性的演变进程。

    六十年代之前，农业起源的假说以“发现论”为代表。这种观点所立足的论据有两点:一是农业经济比狩猎采集经济优越;二是漫长的更新世未采纳农业是因为人类智力低下，缺乏这种知识和能力。只要有人一旦发明或发现这种生产方法，农业的优越性就会马上体现出来.并会被其他群体所采纳而迅速传播开去。所以，考古学家热衷心于发现这种发明的渊源，寻找最古老的起源中心。

    六十年代，博赛洛普((E. Boserllp)强调粮食生产的发展是人口压力下强化劳力投入的结

果，而广泛的民族学研究观察到现代狩猎采集者的生活远比想象的要来得优闲。这使考古学家意识到，在各种觅食方式中，农业是一种劳力支出最大的经济形态。

七十年代初，弗兰纳利对一些考古学家试图从个别炭化的种籽、踏烂的果皮和皱瘪的豆荚来讨论驯化的方法提出质疑，并批评一些学者争着发现“最早驯化植物”的不当。因此，考古学家建议应当采取更为细致的田野工作，特别是区域性的多学科综合研究，包括生态环境，植物演化，植物岩相、浮选法、人类骨骼营养条件及同位素分析，和牙齿磨损的食谱分析来研究农业的起源和发展。

1992年加拿大学者海登提出了动植物驯化的竞争宴享理论(the competitive feasting theory)。他认为在农业开始初期，在驯化的动植物数量有限和收获不稳定的条件下，它们在当时人类的食谱结构上不可能占很大比重。而有的驯化植物与充饥完全无关。因此，一些动植物的驯化可能是在食物资源比较充裕的条件下，扩大食物品种结构，增添美食种类的结果。

从上述理论的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出来，国外对于农业起源的研究已经由最初的寻找农业起源地转换为对农业起源动力的研究。目前关于农业起源研究的理论比较受关注的主要是“人口压力说”和“宴享说”，以上两种理论虽然观点截然对立。但是都有相当成分的合理性，这说明不同地区的农业起源的动力机制可能并不完全相同。不过笔者注意到，大致一万年前后，在世界的不同地区如西亚、中美洲和中国均已出现较为稳定的动植物驯化迹象，人类在这一重大经济现象上的同步发展，说明农业起源当存在着共同的催化机制。综合考虑当时世界各地的共同因素，我们认为，晚更新世以来全球范围的环境变迁可能是农业起源的催

化剂。下面本文将以中国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为例，通过对中国农业起源阶段的古环境变迁

的研究，来分析中国的农业是怎么在环境的影响下，一步步发展起来的。

二、中国农业起源阶段的环境变迁及对人类的影响：

距今25000—12000年，中国处于地质学上的大理晚冰期，气候寒冷干燥。其中距今18000—15000年为晚冰期的最盛时期，气候酷寒干燥，年均气温较现在低，降水也较少。这一时期我国北方主要是冰缘植被和干旱荒漠草原及半干旱灌木草原景观。而半湿润、湿润的阔叶混交林退到长江中游以南了。同时出现披毛犀、猛玛象等寒区动物南迁到华北平原，考古学上北方地区出现细石器文化遗存，南方采集经济发生变化，出现陶器。

距今12000—10000年，即前北方期，气候开始变得适宜，温度和湿度都有提高但仍然低于现代水平。植被属于以云杉为主的针叶林。这一阶段属于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初期，南方已经开始了对植物的驯化，北方采集经济地位上升。

距今10000—7500年，即北方期，气候较暖但干燥，与今天相似或者稍差。植被为以松、桦树为主的针叶林。本阶段处于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对野生植物的驯化更加经常，原始农业有初步发展，长江流域稻作农业区和黄河流域粟类农业区形成。

三、最佳觅食模式原理：

最佳觅食模式(the optimal foraging model)是动物学研究的一种理论，主要被用来分析动物觅食的习性和活动的规律。这种理论认为，动物在觅食的时候一般集中在一种或少数几种猎物上，即所谓的最佳食谱。这种最佳食谱是那些平均食物收获量与平均食物处理时间比值最大的那些种类，即花费最少力气或时间而能获得最高回报的那些食品。根据这一模式可以得出以下推论:

    1、在一个地区或一种生态环境中往往分布有不同的食物资源，其中所被利用的品种与它们本身的丰富程度无关，而只取决于这一地区或环境中高档可食品种的绝对丰富程度。一种动物不会关心一种低档的食物，无论其丰富程度如何。

    2、一种高档食物数量增加，低档食物就会被放弃。因此，总体食物丰富程度的增加会导致食谱的进一步专一化，而低档食物丰富程度的增加对最佳食谱没有影响。

    3、一种食物要么列于最佳食谱中，要么根本不予考虑，动物不会有任何局部的偏爱。

人类是一种高等动物，其觅食方式也可以用这一模式来分析。无论是史前的狩猎采集者还是当代的农民，在他们的经济活动中都是力求以最小的代价来获得最大的收获，即以最佳经济效益来安排他们的生产方式。只不过史前人类是通过选择来确定所利用的食物种类，而当代农民则是通过操纵植物的遗传特征和利用科技方法来生产少数几种高产的动植物品种。人类一般选择收获相对于支出比值最大的食品和技术。在计算这种收支关系时，收获以卡路里为单位，支出以时间为单位。当一种食物和技术在收获与支出之比值下降到一定值时就会被放弃。

对于某种生态环境中的狩猎采集者来说，他们决定利用那些食物，是根据这些食物的生物量以及开采这些食物所需的寻找、捕捉、加上的时间而列出不同的利用档次的，一般来说食物数量多，寻找的时间就少。但也有一个饱和点，达到了这一点，食物数量增加，寻找的时间并不减少。食物数量也与个体生物量有关，比如草籽等谷物祖型，即使数量多，但是采集加工的时间多，相对来说档次不会高。而像牛、马、鹿、羊等动物，虽然寻找时间多，但是处理时间少，收获效益就大，档次明显就高。贝廷杰((R. L.Bettinger)认为，如果必须利用处理时间较多的食物时，一般寻找时间的减少大于处理时间增加的种类就会被列入最佳食谱中。②

最佳觅食模式在探讨农业起源中的可利用性在于，它能帮助我们从生态系统角度来分析人类利用不同资源支出与回报对食物选择的影响，以及资源的压力状况与动植物驯化的关系。从这一模式我们可以知道，农业起源既不是一种人类所能预见的过程和向往的目标，也不是某些先知人物的发现和发明。它是在人口和自然资源平衡失调的压力之下，人类不断增加技术和劳动的投入来改造动植物和生态环境以维持生存的结果。

本文将对中国黄河和长江流域人口和自然资源的平衡失调的原因，以及农业产生的过程作出解释。

四、中国两河流域资源压力的产生和人类的反应：

旧石器时代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类与自然资源都处于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在中国，大理晚冰期的气候变化，开始打破这种平衡。在距今25000—12000年这段时间，中国气候较为寒冷干燥，特别是距今18000—15000年间的晚冰期最盛时期年均气温比现在低7—8℃，在北方地区， 动物群向南迁徙，动物数量的大量减少；南方地区动植物资源也较前一时期匮乏。北方地区这一时期细石器的出现可能是人们对狩猎对象减少的反应。在南方地区，人们的采集对象也不得不扩大，许多以前根本不屑一顾的动植物也开始纳入人们的采集范围。陶器的出现可能标志着对植物采集的增多和谷类食物存储的出现。

距今12000—10000年，即前北方期，气候开始变得适宜，适宜的气候使人类的暂时摆脱了食物匮乏的压力，自然资源的丰富也使人类的狩猎采集范围趋于稳定，于是，人类慢慢走向定居或者半定居时代。毫无疑问，适宜的自然环境和较少的迁徙奔波是有利于人口增长的，在一定时期内，因为食物对人口的调节作用，人口规模和自然资源是相适应的。但是，由于自然资源在一定时期内是稳定的，而食物对人口规模的调节有相对滞后，随着人口的自然增长，人口规模也越来越大，人口和自然资源之间的平衡再次被打破。人口压力开始出现，资源也日趋紧张。

应对本区域的资源紧张和人口压力，人类最本能、最省力的反应是迁徙。毕竟，适宜的环境是有限的，在对有限资源的争夺中，冲突和战争不可避免。另外，在组群内部，战争和冲突也往往成为减轻人口压力手段。战争成为食物调节人口规模的一种手段。

然而，战争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口压力和资源紧张问题。一方面，战争时期，往往是一个社会鼓励生育的时候；另一方面，战争对物资的消耗远远超过日常消费。人口的压力和对食物的更大的需求迫使人们通过改进技术或者投入更多的劳动来维持生存。在获取植物类食物方面，人们开始关心经常采集的几种植物的生长情况，并且投入精力使这些植物生长地更好。诸如，保护这些植物使其不受动物的侵害，替这些植物拔除野草保证其养料供给，等等。人们投入更多的劳动，以便能采集到更多的食物。人类的这种劳动可以称作是对植物的保护性驯化，是人们权衡单纯采集狩猎与干预植物生长的投入产出比的结果，也是人们对食物资源压力的被动反应。很明显，依据最佳觅食理论，这种需要投入劳动，并且产出不高的生产模式是不会受到人们青睐的。

从这一时期起，人们开始在人口与资源的压力之下不断改进技术，不断强化对植物的保护性驯化，并且在这一过程中积累对后来农业生产及其重要的经验。但是，人类每一个增加食物收入的技术措施和劳动投入都反过来增加了人口压力和食物的紧张状况。就算在今天，人类通过改进技术使许多劳动都有机器来完成，但是我们的时间却越来越紧张，我们身上的压力也有增无减。古人可能不明白这些道理，但趋利避害，好逸恶劳是人类的本能，一旦自然资源的压力因为某种原因得以缓解，人们马上就会放弃这种生产方式，回到原来的采集狩猎收获中去，那怕这种驯化植物的方法已经初见成效。

在南方地区，因为其定居半定居的采集经济开始较早，所以这一时期的人口压力更大，考古工作中已经发现的这一时期的经过人工干扰的水稻的遗存即是例证；在北方地区，人口压力相对较小，但是技术日益进步的狩猎经济使大型动物越来越少，自然资源的压力也日渐凸现，所以这一时期北方地区诸文化中采集经济的地位有所上升。这个时期北方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中发现的对采集的植物种子或者果实进行加工的石磨盘、磨棒等，当是北方采集经济地位上升的一个表现。

距今10000——7500年为地质学上的北方期，气候较为温暖但干燥，与今天相似或者稍差。植被为以松、桦树为主的针叶林。这一时期在考古学上是前裴李岗时代和裴李岗时代，从考古遗迹来看，人们已经走向定居生活，人口规模也呈现出扩大的趋势。人口的压力和相对干燥的气候使对植物的驯化更为强化，人们在前一时期对植物保护性驯化的基础上，积累了不少经验，使对植物的驯化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从发现的石质和骨质农具来看，这一时期对植物的驯化已经不止是仅仅对植物生长的保护，可能对植物的生长的干预更多。依据发现的石铲等工具，我们推断，人们已经开始进行日常的田间管理，播种可能就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如果说在前北方时期，人们在自然资源压力减轻时还可以放弃对农作物的驯化，到了这一时期，随着人口压力的进一步加大，以及人类和自然的不协同进化导致的大型野生动物的灭绝，人们对植物的驯化开始变得不可逆转。

从这一时期的考古材料来看，裴李岗文化和磁山文化很多遗址都发现有数量较大石铲、石锛、石镰等农业工具，并且在很多遗址也发现有碳化的粟类谷物遗存，这些都说明这一时期的黄河流域的原始农业已经有了初步发展，开始形成较为稳定的粟类农业区。但这一时期个遗址普遍出土骨石镞和鱼镖等狩猎工具以及各种兽骨，据目前的研究成果，这一时期渔猎采集在经济生活中仍然占有很大的比例；长江流域这一时期的资料相对较少，不过依据以往阶段南方地区在农业起源进程中的速度，以及后来河姆渡文化中稻作农业的发达程度，我们可以推断，在这一时期，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区也应该已经形成。

到这一时期止，人们走完了漫长的农业起源阶段。其后，随着人们农业生产经验的丰富，以及劳动和技术的更大投入，农业的优势逐渐超过采集狩猎。其间虽有反复，譬如，良渚文化崩溃以后的马桥文化，以及红山文化之后的小河沿文化，都曾从前一文化发达的农业经济倒退到狩猎采集经济。但是，总的趋势是农业越来越强化。随着人口的自然增长，平等社会的终结、分工的出现，农业的优势也越来越明显，其实这一过程也是相互两者相互作用的结果。可能是农业促进了社会的进步，社会的进步又导致资源压力的进一步增大，在这个过程中，农业逐渐变得不可逆转，农业的起源也在这个过程中最终完成。

五、环境对农业起源的约束：

环境对农业起源的约束现象早就被学术界所认识，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也较为一致。一般认为，农业最早起源于环境条件适中的地区。在生态环境过于严酷的地区，人们对植物的驯化难度极大，环境对人口规模的限制作用较为明显。所以人口和自然资源可以保持长期的平衡。可以说，这些地区的人们虽然存在生存的压力，但他们的智慧和认知能力还不足以改造环境，这时，农业的起源过程就会长期处于停滞状态。与之相反，在生态条件过于优越的地区，人口和自然资源的也长期保持平衡状态。人们无需花费很多时间和劳动就能取得生活所需的资源，因此他们缺乏技术和劳动投入的压力，优越的生态环境反而抑制了农业的产生。与两者相比，环境既不严酷又不过于优越的地区是农业起源最适宜的地区，因而，这些地区最早产生了农业。

在中国，黄河和长江流域就是农业起源的适宜地区。这两个地区既没有长期稳定的优越的气候条件，以及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也没有当时人们难以战胜的严酷的自然环境，所以成为中国境内农业起源最早的地区。但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也有其不同之处，两者相比，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远远优越于黄河流域，主要的差别在降水量。所以长江流域成为中国的稻作起源区，而黄河流域成为中国旱作作物的起源区。与水稻相比，旱作粟类的农业生产需要投入更多的劳动，并且需要人们的分工与协作。后来这两个区域的文明的进程可能与早期经济基础的不同有关，限于文章的主题，在此不作细致分析。

六、结论：

通过上文我们对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农业起源过程的分析，我们认为，中国的农业的发生是人们对人口和自然资源压力的被动反应，而这种压力出现的催化剂就是晚更新世以来的环境变迁。环境的变化主要是气候的变化，会导致人类的食物——野生动植物资源的变化，食物种类和数量的变化对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影响极大。不论食物变得丰裕抑或匮乏，都会通过一种特定的方式给人类带来人口压力。可以说，压力是人类进步的动力，人类就是在压力的逼迫之下，通过不断改进技术、投入劳动，一步一步走向文明的。

参考文献：

①、陈  淳：《考古学的理论与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2003年。

②、汤卓炜：《环境考古学》，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

②、朱乃诚：《中国农作物栽培的起源和原始农业的兴起》，《农业考古》2001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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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陈胜前：《中国晚更新世—早全新世过渡期狩猎采集者的适应变迁》，《人类学学报》2006年3期。

⑤、陈  淳：《稻作起源的考古学探索》，《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4期。

⑥、陈星灿：《黄河流域农业的起源:现象和假设》，《中原文物》2001年4期。

⑦、唐燮军：《中国农业的本土起源及其三大模块》，《贵州文史丛刊》2003年1期。

⑧、宋敏桥：《中国原始农业起源之背景介析》，《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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