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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周是原始农业向传统农业的过渡时期，中华农耕文明的基本特质大致定型，传统农业的基本要素初步具备。春秋战国是传统农业的奠基时期，农业生产关系的剧烈变革与生产力水平的显著进步，激发、创造出了灿烂的思想文化和物质文明。
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这是南宋诗人范成大《村景即事》诗，描写了当时江南四月人们种田繁忙的景象。一提起宋朝，我们就会感到是一个弱弱的朝代，无论面对辽、对西夏、对金、对蒙古，都显得非常软弱可欺，让人觉得无比的抑郁，是个非常不被看好的朝代。但是，有资料表明，宋朝除了在军事上软弱外，在农业、手工业、文化、科技发明等方面都远远超越了以前的任何朝代，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这里我们着重介绍下宋朝农业生产的发展情况，之所以宋朝农业得到超越以前任何朝代的发展，主要得益于以下几点：一是宋朝政府重视农业生产。宋朝历任帝王都不断地颁布劝农诏书，招流民复业、开辟荒地、兴修水利、设置农官、劝导农桑、推广农业新技术、奖励种树和种桑麻、设置常平仓和义仓，这些措施对农业的发展起了相当的促进作用。在王安石变法期间，国家组织民力治理黄河、漳河等江河，在关中疏浚郑国渠，在东南沿海修筑长达500余里的海塘和钱塘江堤等工程，在太湖流域筑石堤以防水患，使江浙地区成为两宋最为重要的产粮区。二是自由的土地买卖制度。宋代由门阀私有制和国家分配土地制转变为土地自由买卖和契约化，导致世族门阀的消失，使魏晋以来盛行的庄园制度为地主制度与小农耕作所取代，佃农从此更加自由了。至于国家方面以减轻土地兼并调节贫富不均来施政，避免了非常化的恶性循环。宋朝的土地政策是“田制不立”、“不抑兼并”，国有土地虽仍存在，占全部土地的小比例，是允许土地自由买卖的，国家只收登记费用。自由化程度有了很大提高，均田制也随之彻底瓦解。私人地主土地所有制逐渐发展已成为主要的土地占有制，形成了“千年土地八百主”的局面。至于租佃的契约则多半由私人之间决定，非常自由。租佃制普遍发展，这种情况和体制一直被延用到清朝末年，可见其先进性。三是佃农地位有所提高。政府基于财政的考虑把全国居民分为“主户”与“客户”。也就是说，只看财产不看身份。拥有财产的主户直接承担各种赋税，没有产业的客户则不直接承担。在农村客户是指佃农一类的人，他们不再是世族地主的“私属”，而是直接编入国家的户籍，在城市主户身份并不以房地产之有无为唯一标准，也包括有无店铺库房以及从事经营的资本等等标准。可见内容是相当细致的。客户则是雇员或房客。四是农作物跨区域的交流推广种植。宋代以前，北方以种植粟、麦为主，南方以种植水稻为主。北宋时期南北农作物品种得到交流，北方的粟、麦、豆等传到南方，南方的优良稻种传到北方；自越南引入的占城稻，从福建推广到江淮流域。占城稻原产于越南中南部，北宋之初传入我国福建地区。占城稻有很多优点，以耐旱生长期短适应性强著称。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2年)江淮两浙大旱，水田无粮可产，宋真宗便遣使于福建取占城稻种三万斛(旧量器单位容量为10斗)分给江淮两浙地区播种。不久河南河北一带也种上了占城稻，南宋时期占城稻遍布各地成为早籼稻的主要品种，也成为了广大农民常年食用的主要粮食。在长江以南的丘陵地区，则大规模推广种植粟、麦、黍、豆等粮食品种。到南宋时，江南的不少地方都形成了稻麦两作制，提高了土地产出。经济作物的栽培也有很大发展，农村中开始出现专门种植桑蚕、茶叶、蔬菜、漆树、花卉、果树、甘蔗等经济作物的专业户。棉花种植在闽广地区逐渐盛行，并向江淮流域推广。茶叶种植在秦岭和两淮以南已经十分普遍，出现了专门种植和加工茶叶的园户，有的园户年产茶数万斤，茶税已经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宋代的农业发展水平还存在地区之间的不平衡性，四川及江浙地区讲究精耕细作，粮食产量较高，在全国所占比重不断提升。五是生产技术提高了。宋代的农业生产技术也发生了变革，出现了专门除草用的弯锄，碎土疏土用的铁耙，安装在耧车上的铁铧等等，这都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在水利灌溉方面主要出现了龙骨翻车等工具。六是手工业的快速度发展。农业生产的发展，也极大地推动了手工业的发展。宋代的手工业的生产规模、技术水平、产品质量都远远超出了前代，最具代表性的是丝织业、制瓷业、造船业、造纸业等行业。宋代丝织业以四川和两浙水平最高，南宋时期，两浙地区的丝织产品工艺精美，图案多彩多姿。宋代形成了四川、两浙等著名的产纸区，涌现出许多各具风格的著名纸品。宋代是我国制瓷艺术的大发展时期，其中以河北曲阳定窑、河南汝州汝窑、河南禹县钧窑、河南汴京（开封）官窑、浙江龙泉哥第窑、江西景德镇景德窑、福建建阳建窑等七大瓷窑最为著名。景德镇是后起的制瓷中心，烧造的影青瓷滋润细腻，有假玉之称。南宋词家李清照《醉花荫》中有玉枕纱厨词句，玉枕即指色质如青玉一样的青白瓷枕。各窑所产瓷器有很大一部分都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远销海外。宋代的造船技术高超，造船数量也十分惊人。据统计，在宋太宗期间所造的漕运官船就有3000多艘。海船最考验造船技术，宋徽宗年间出使高丽的神舟，船身长10多丈，宽2.5丈，深3丈，造型上平如衡，下侧如刃，并且有隔离舱装置，可载重物，可抗大浪。
宋朝农业生产的发展，推动了各行各业的发展，也助推了经济大繁荣。北宋末年，人口达到8100万，据有人统计，按1990年美元为基准，在公元960年后(赵匡胤建立宋朝)，中国人均GDP为450美元，至北宋末达600美元。而处于中世纪黑暗中的欧洲，仅为422美元。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经济一蹶不振，1870年GDP人均530美元。由于民国时期内外战争，到1950年，中国人均GDP仅为439美元，还赶不上宋代初的450美元。1952年达537美元，但仍低于宋末的600美元，而当时的欧洲却已达4963美元了。
宋朝的财政收入巨大，但并没有影响到人民的负担。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个没有爆发过全国性的农民起义的小型王朝之一。明朝的财政收入仅仅是北宋最高收入的四十分之一，南宋二十五分之一，尽管这已经是南宋灭亡的300多年之后，尽管明朝的国土要远远大于宋朝。清朝的财政状况比明朝要好一些，国家初定的顺治7年（1650）岁入1485万两。咸丰年间（1850前后），岁入约为3000至4000万两。数量仍然远远小于600年前的宋朝，而此时中国的人口已经超过3亿，估计为宋朝人口的2-3倍以上。直到清朝末年，国家岁入才达到了宋朝的水平。 宋熙宁10年（1077年）北宋税赋总收入共7070万贯（一贯相当于一两白银），其中农业的两税2162万贯，占30%，工商税4911万贯，占70%。这个数字说明，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已经不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了，农业社会已经在开始向工业社会悄悄迈进了。宋朝获得庞大的财政收入并不是靠加重对农民的剥削，而是国民经济飞速发展，工商业极度繁荣，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结果。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对大量小自耕农直接征收农业税一向是国家统治的基础，像宋朝这样的情况实在是绝无仅有，直到清朝末年，工商业收入才再一次超过了农业税。
本人常常想，如果宋朝周边没有敌国，没有战争，那么宋朝的经济会更繁荣，人民的生活水平会更高，也许宋朝会率先进入资本主义的工商业国度。遥想一下，六、七百年前的宋朝，在没有战争的时候，城镇、村野是何等的恬静美好。这里我想起了辛弃疾的《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一词：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但美好终归要被无情的狂风暴雨所打破，诸多的美好也难敌铁蹄的践踏，三百二十年的宋王朝也为我们时时警醒，经济的繁荣，富裕的生活，还要配上能维护自身权益的最强硬的铁拳才行。（悟空问答，不得不答，但本人经济知识缺乏，只能参考百度上的宋朝经济，有缺漏不到之处，敬请师友们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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