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举东晋南朝时期江南地区农业的手工业的主要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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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南朝地区汉族人民的文明发展成就
　　
　　
　　八王之乱、五胡乱华揭开了中国北方四百年乱世的序幕
　　
　　公元三零四年前后﹐四海鼎沸﹐中原遭遇大旱以及晋室内部疯狂的自相残杀最终严重消弱了汉人社会自身﹐造成了数十万百姓丧失，史称八王之乱。各路野心勃勃的皇室宗亲和军阀们为了争夺权利﹐竞相雇佣匈奴﹐鲜卑等游牧民族军队﹐大批蛮族部族或部族联盟潮涌般冲入华夏文明的中心，即今天的中国中原地带。
　　
　　对於这些尚未受到文明熏陶的蛮族，华夏地区的巨大财富和他们游牧中贫穷、艰辛的生活形成巨大的反差。其接触文明时间之短使他们未懂得如何吸收华夏文明、融入华夏民族，而作为雇佣的军队，其行为不受任何汉文明地区力量的节制，当他们发现汉人军事力量的虚弱。于就先后摒弃了对西晋政权的敬畏﹐从永嘉五年(311年)开始，匈奴﹑羯﹑氏﹑羌﹑鲜卑、羯等五个蛮族相继进入中原地区，建立以自己民族作为压迫者的统治政权，开始了对汉人社会的大肆杀戮和抢劫。中国北方地区饱受蹂躏，满目疮痍。史称“五胡乱华”。入主中原的各蛮族纷纷成立自己的国家﹐但是由于其掠夺的野蛮本性，统治政权只是单单对汉民族做剥削和掠夺，却没有汉政权长治久安的建设政策，使得这些政权国祚普遍很短。
　　
　　公元３０４年﹐氐族人李雄在成都宣布创建成汉﹐亡于３４７年。
　　公元３０４年﹐匈奴族人刘渊创建汉赵定都平阳﹐亡于３２９年。
　　公元３１９年﹐羯族人石勒创建后赵﹐亡于３５１年。
　　公元３３７年﹐鲜卑族人慕容就在棘城（辽宁义县）创建前燕﹐亡于３７０年。
　　公元３５１年﹐氐族人苻健创建前秦﹐定都长安﹐亡于３９４年。
　　公元３８４年﹐鲜卑族人慕容垂创建后燕﹐亡于４０７年。
　　公元３８４年﹐鲜卑族人慕容泓创建西燕﹐亡于３９４年。
　　公元３８４年﹐羌族人姚苌创建后秦﹐亡于４１７年。
　　公元３８５年﹐鲜卑族人乞伏国仁在勇士堡（甘肃榆中）创建西秦﹐亡于４００年。
　　公元３８６年﹐氐族人吕光创建后凉﹐亡于４０３年。
　　公元３８６年﹐鲜卑族人拓拔珪创建北魏﹐定都盛乐（内蒙古和林格尔）﹐亡于５３４年。
　　公元３９７年﹐鲜卑族创建南凉﹐亡于４１４年。
　　公元３９７年﹐匈奴族创建北凉﹐亡于４３９年。
　　公元３９８年﹐鲜卑族人慕容德在滑台（河南滑县）创建南燕﹐亡于４１０年。
　　公元４００年﹐西凉创建﹐﹐定都敦煌（甘肃敦煌）﹐亡于４２１年。
　　公元４０５年﹐东晋的益州（四川）兵变﹐谯纵创建西蜀王国﹐亡于４１３年。
　　公元４０７年﹐匈奴族人赫连勃勃在朔方地区（河套）创建胡夏﹐亡于４３１年。
　　公元４０７年﹐高句丽人高云创建北燕﹐亡于４３６年。
　　公元４０９年﹐西秦复国﹐亡于４３１年。
　　
　　上述在中国北方建立的政权可先后算作十六个国家，史称“五胡十六国”。
　　
　　同时期唯一可以与之相比的是，西罗马帝国亡于“蛮族入侵”（公元四一零年－公元四七六年），最后以鲜卑人拓跋氏征服了整个中国北方而结束（公元四三九年）。蛮族入侵，多采用他们熟悉的游牧生活方式，废农田，牧牛羊，虏汉人做奴隶。使不堪奴役的中原汉人相继南迁，开始了汉人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民族迁徙。
　　
　　民族大迁徙：
　　
　　北方华夏故地尽沦蛮族之手，当北方混战之际，西晋的五个王相继渡江，其中驻节扬州，任扬州都督的琅邪王司马睿，在时任安东司马王导的建议下渡江后开府建业。史称晋室“衣冠南渡”，公元317年西晋灭亡的消息传到江东后，司马睿在王导等过江诸人与北方坚持抵抗胡人的刘琨的催促下，即位于建业，并改建业为建康(今南京)，史称东晋。
　　
　　中原的世族和人民多次大批地渡淮过江，遍布洞庭，淮南、江南一带。南渡人民分为三股，一部分到了长江中游的洞庭湖一带，最远达两广地区。一部分到鄱阳湖和芜湖一带。最后一部分定居太湖一带，后代北方游牧民族南下杀掠期间，有的长途迁移到江、浙、福建、两广地区。由于有大批南迁的群体，至今尚未与南方当地社会完全融合，而自成社会，保留了古中原的方言和文化习俗。后来即被称为“客家人”。今日客家人以粤、闽的居多。
　　
　　东晋以前，黄河流域是华夏文明中心，也是各种先进技术和文化的发源地。五胡乱华期间，北方惨遭屠杀掠夺，中原文明发展陷于严重的衰落。而由北方抵长江一带的汉人已有百万以上。从迁移人口构成看，应属于菁英迁徙，其中一部分是门阀士族，这些人大都有知识、财富和治国经验；一部分是劳动人民中生产经验比较丰富的工匠和手工业者，其中相当部分为青壮年劳动者。这些人的南迁，对南方经济的繁荣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也使得华夏文明成果在东晋、南朝时期，幸运地在良好的环境下得以保留和发展，成为隋、唐、宋时期的宝贵的种子，而不是象北方那样濒于失传。这是后代中国文明能够持续领先于世界的不可缺少的因素。
　　
　　汉民族大迁徙在地名亦有反映，福建泉州城地跨晋江下游两岸，相传晋室衣冠南渡时，避居此地者多沿江而居，故称流经此处之江为晋江。泉州北面有「小洛阳」，著名的洛阳桥即建于其处，其名相信亦与晋代时汉民之南迁有关。
　　
　　农业的发展　
　　
　　东晋、南朝时期，南方的农业普遍有所发展，江南“火耕水耨”的粗放型农业生产方式，已开始向精耕细作农业生产方式转变，这对提高粮食产量和土地利用率具有重大作用。农业开发从江东扩展到整个长江流域，进而波及岭南和闽江流域。农业最发达的地区，是长江中、下游的荆、扬二州。扬州是东晋、南朝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其中都城建康及其周围地区发展很快。东晋在曲阿（江苏丹阳）立新丰塘，溉田八百多顷。宋在湖熟起废田四千多顷。宋向京口、姑熟移民，齐在句容修赤山塘。扬州“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三吴（吴郡、吴兴、会稽）是东晋政府最重要的基地，经济发展尤为突出。
　　
　　东晋在吴兴乌程（浙江湖州）筑荻塘，溉田千顷。宋在乌程修吴兴塘，溉田二千余顷；又在会稽一带开垦湖田，“皆成良业”。东晋、南朝政府的各种支出，主要依靠三吴。洞庭湖周围的荆、湘地区发展也很快。梁罢义阳（河南信阳）镇兵以后，“江湖诸州并得休息，开田六千顷。二年之后，仓廪充实”。
　　
　　与浙江相邻的闽中、鄱阳湖周围地区，也有较快的发展。此外，淮南地区，土地肥沃，流民集中。寿春附近有芍陂灌溉农田，地方千里，“良畴万顷”，是重要粮食产地。
　　
　　元嘉以前，淮南是经济发达的地区。元嘉末，由于宋魏战争，淮南遭到破坏。经过齐、梁二代的经营，江淮间一些地区的生产也迅速恢复、发展。益州则号称“沃野天府”，物产丰富。广州也是富庶的经济地区。
　　
　　在南方经济的发展中，南、北士族地主都采取田庄形式进行生产。士族地主在他们占领的平原和山泽上建立田庄，当时称为“墅”或“园”。如会稽士族孔灵符在永兴建墅，“周围三十三里，水陆地二百六十五顷，含带二山，又有果园九处”。谢灵运在始宁的墅有南北二山，山上有五个果园，沿水渠两岸有大批良田。
　　
　　农业在士族田庄经济中占主导的地位。田庄中有大量的耕地，又有河湖水渠等水利灌溉系统。在耕地上种有稻、麦、粟、桑、麻、蔬菜等作物。仅次于农业的是园林业，经营竹木果树等。
　　
　　此外，还有养鱼业和畜牧业，并从事纺织、酿造、制造生产工具等多种手工业生产。由于从事多种经营，使士族地主田庄具有自给自足的性质。
　　
　　手工业的发展
　　
　　东晋南朝时期，南方纺织业比较发达，养蚕技术已经相当可观，豫章等地一年蚕四、五熟，永嘉等地一年八熟。丝、绵、绢、布等是南朝调税的主要项目，因此纺织是民间普遍的副业。其中荆、扬二州的纺织业尤为发达。
　　
　　织锦业在益州也早负盛名。刘裕灭后秦，把关中的织锦户迁到江南。南朝后期，织锦业也发达起来。富豪人家穿绣裙，着锦履，以彩帛作杂花，绫作服饰，锦作屏障。
　　
　　南朝时，政府都设有专官管理矿冶。建康尚方有东、西二冶（宋、齐时有南冶，后废），州、郡有矿冶的设冶令。另外还有不少私家冶铺作坊。在冶铸技术上，用水排鼓风冶铸已在南朝应用。炼钢技术也有很大进步。那时还发明一种杂炼生铁和熟铁的灌钢法，即把生熟铁混杂起来冶炼，火候到时，生铁先熔化，渗淋入熟铁中，然后取出反复锻炼，就成为优质钢，用来制造宝剑和刀、镰。
　　
　　到三国、西晋时，瓷器的烧制已经达到成熟阶段，东晋、南朝时又有新的发展。当时瓷器的代表性产品是一种通体青釉的青瓷，产地比较集中的是会稽郡（浙江绍兴）一带。青瓷胎质纯，硬度高，釉料匀，通体青莹，造型多样美观。据近年考古发掘，江南许多地区的制瓷技术逐渐成名，并各有自己的特点。
　　
　　造船业在吴国的基础上又有较大的发展。运输、作战用的舰船只很多，往来于东海、南海和内地河道的船只频繁，大者可载重二万斛。
　　
　　造纸业有了新的发展。压光和染色是这一时期造纸技术的新成就。当时纸的名目很多，其中用藤皮造的藤角纸是一种质地优良的纸张。造纸业的发达对当时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商业的发展
　　
　　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加上江南河流纵横，水上交通方便，为商业发达提供了基础和有利条件。门阀士族官僚有免关津税特权，在任期届满时带着大批货物作为“还资”，然后转贩各地。官府征收租调要农民折钱交纳，农民可以出卖自己的农副产品。
　　
　　当时南方的重要商业城市有建康、江陵、成都、番禺（广州）等地。建康是东晋南朝的政治中心，也是长江下游的经济中心。这里“贡使商旅，方舟万计”。萧梁时期，建康城内有居民28万。城内有四个市，秦淮河北有大市和小市十余处。会稽、吴郡、余杭等地也是“商贾并凑”。
　　
　　番禺是海外贸易中心，南洋各国，以及天竺、狮子国（斯里兰卡）、波斯（伊朗）等国的商船，“每岁数至”，或“岁十余至”。江陵“当雍、岷、交、梁之会”，商业也较发达。成都不仅商业繁盛，而且也是高级丝织品的重要产地。市场上既有奢侈品，也有普通的生产、生活用品。商贾小者坐贩于列肆，大者转运于四方。商税是南朝收入的大宗。
　　
　　从东晋南北朝开始，汉族对南方地区的开发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南方经济开始赶上甚至北方经济发展的水平。汉民族的迁移过程中，把北方地区文明成果加以传播和发展，带来了反复技术进步，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交融。从某种程度讲，华夏文明成果在中国北方地区被游牧民族严重破坏，在南方得到了补偿。但迁移者自身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们在漫长的岁月里，筚路蓝缕，颠沛流徙，历尽艰辛，其过程是痛苦的，甚至是悲惨的。在艰苦的环境下，这些汉民族祖先坚持不懈的从事生产、辛勤劳动、创造财富。所积累出无数的宝贵经验，促进了华夏文明发展。而这些财富，却一次又一次地被北方游牧民族掠夺和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