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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手能力，要从孩子抓我敏感期就要开始引导，孩子的小肢体越发达，动手能力越强哦，除此之外，可以先从孩子喜欢的开始引导，比如，小贴纸、剪纸，折纸，乐高，拼图等，也可以根据孩子的年龄来选择，但归根结底还是要让孩子在其中找到乐趣和价值，之前我会把孩子们的作品在家里单独找一块区域展示起来，挂上一块牌子“**作品展”，孩子们很乐意把新作品放进去。
一个中国的运动穿着中国国旗的衣服！拿着一个用世界国旗做的苹果，而美国的国旗刚好被运动员咬了一口！
疯狂星期四是指在英国卡斯特桥的传统大学城波罗大街于1970年隆重举办的节日。这个活动最初是为了迎接牛津街（Oxford Street）的圣诞节之前黄金购物季节而开展的，随后成为了一项全民狂欢的传统。 疯狂星期四通常在每年的第六、七周的周四举行，数千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和游客聚集在卡斯特桥，身着五颜六色的服装，戴着各种奇装异服，打扮成各种形象，包括动物、水果、超级英雄、国旗等等，然后跳进寒冷的河水里。 疯狂星期四已经成为一项具有积极意义的文化活动，为人们提供了一个随意挥洒青春的机会，展示自己的特别之处，庆祝多样性，并在欢乐中创造美好的回忆。
韩国的饮食文化 韩国饮食的主要特点：高蛋白、多蔬菜、喜清淡、忌油腻，味觉以凉辣为主。韩国人自古以来把米饭当做主食。菜肴以炖煮和烤制为主，基本上不做炒菜。韩国人喜欢吃面条、牛肉、鸡肉和狗肉，不喜欢吃馒头、羊肉和鸭肉。 韩国人普遍爱吃凉拌菜。凉拌菜是把蔬菜直接切好或用开水焯过后，加上佐料拌成的。还有生拌鱼肉、鱼虾酱等菜肴。生拌鱼肉，是把生肉、生鱼等切成片，加上作料和切成丝的萝卜、梨等，再浇上加醋的酱或辣酱拌成。 汤也是用餐时必不可少的部分，它通常用蔬菜、山菜、肉类、大酱、咸盐、味素等各种原料烹调而成。 韩国人爱吃辣椒，家常菜里几乎全放辣椒。韩国人有一日四餐的饮食习惯，分别安排在早上、中午、傍晚、夜晚。韩国人就餐用勺和筷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饭碗和汤碗，其他所有的菜则摆在饭桌中间供大家享用。韩国人使用饭碗也很有讲究，分男用、女用和儿童用。韩国人注意节俭，无论是自己食用还是招待穷人，都尽可能把饭菜吃光用净。 韩国饮食须知 虽然有不少人经常说自己爱吃韩国菜，但对于韩国菜的认识多止于烧烤食法，最多是对人参鸡汤或泡菜略知一二，其余的饮食文化和礼仪可谓一无所知。 自古以来，韩国极重礼仪，在语言方面，年幼者必须对长辈使用敬语，至于饮食方面，上菜或盛饭时，亦要先递给长辈，甚至要特设单人桌，由女儿或媳妇恭敬地端到他们面前，等待老人家举箸后，家中其他成员方可就餐。至于席上倒酒，亦需要按年龄大小顺序，由长至幼，当长辈举杯之后，年幼者才可以饮酒。另外，还有一个传统习惯，男女七岁不同席，女孩子到了七岁之后就不与任何男子（包括父亲和兄弟）在同一房间同席。不过，这种习俗在大城市已渐渐破除，偶尔在乡间仍然可见。昔日的韩国家庭，是将盛着米饭的器皿放在台中央，而菜则在碗里，并放置于周围，每个人则有一把长柄圆头平匙，一双筷子，一盘凉水，用餐时就用匙把饭直接送到嘴里，筷子用来夹菜，凉水则是涮匙用的。现代的韩国人用餐习惯已有很大变化，不少是使用食品盘，每人的一份饭菜装在盘中，也有些更加摩登的家庭已不用食品盘，而是用碗盛饭了。 韩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亦保留了不少传统文化。韩国人的餐桌是矮脚的小桌，宾主席地盘腿而坐。年青人更会在长辈面前跪坐在自己的脚底上，绝不能将双腿伸直，否则会被认为是不懂礼貌。如果遇上房间太小，可以将餐桌摆在院子里，铺上席子便可。不过，现代的韩国人越来越崇尚外国潮流，无论餐桌或者饮食礼仪，都离传统越来越远了。 吃在韩国 身为美食大国的国民，从韩国归来，都免不了埋怨那里的饮食。这类同胞，我遇见过不止一次。临去韩国前夕还有人 “警告”我：“好好吃一顿吧，这一去就别想有好的吃了。”而我的实践结果，却是与此大相径庭的。虽说呆的时间不长，韩国的饮菜和韩国人的吃法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就从餐具谈起吧，韩国人同我们一样使用筷子，但他们使用的多为金属筷，餐馆里见不到一双竹木筷子，更不用说一次性的 “方便筷”了。我问过他们，回答是金属筷爽利、卫生、经久耐用，一次性的简易筷子太浪费，即消耗资源又污染环境。仅此一点，我就觉得是我们应该仿效的。 韩国人和日本人一样，习惯于席地而座，盘腿就餐。其传统饮食比较简单，主食为米饭，爱吃泡菜，泡菜的出口量据说是世界第一，种类之多我看也能拿冠军，因为每餐都有它堂而皇之地上桌，精致盘碟中能摆出不少花样：白菜、萝卜、辣椒，还有我们叫不出名的，既开胃也好吃。他们餐桌上的素菜显然比我们多，因为靠海的缘故，海产素菜也相当多。另外一项 “多”是酱制品。我们的“酱缸文化”在那里的影响，大概已达到“青出蓝而胜于蓝”的地步，他们有专门用来掺和着菜拌地饭的一种酱，我试了一下，味道很不错。以上“三多”，恐怕构成他们饮食中的低糖、低脂肪、符合营养学要求的合理因素。我们注意到韩国人中肥胖者不多，一般中老年人都能保持身材且有健康的气色，这是不是同良好的饮食习惯有关呢？ 韩国人待客同我们一样热情、周到，但没有用满桌 “大鱼大肉”来显示慷慨大方的。从官方到民间的宴请，从韩式到非韩式的吃法，至少我们没有享用到我们在国内经常会碰到的“高大全”。他们的荤菜如烤鸭，做得也很正宗，瘦肉层较厚，不肥不腻，滑嫩可口。吃法与我们不同的是，他们不用面饼包鸭肉，而是用菜叶裹，碧绿的生菜上佐以葱蒜、调料，夹上烤好的鸭块，色、香、味俱佳。还有一种菜叶，是我们想不到的：芝麻叶。主人特别介绍说，这是目前的时兴食品、科研新成果，芝麻叶含有人体需要的多种物质，还有防癌、抗癌作用。后来，我在商店里看到有“芝麻叶罐头”卖，也赶了回时髦。 韩国饮食中最有名的恐怕还是烧烤。 “铁板烧”不仅用来烧菜，也用来炒面。最有意思的，是一种“石头烧烤”：用一堆鹅卵石放在铁架上电热升温，先摊放肉块，待到一定火候再用长剪将大块肉绞成小块，拼柔到滚滚的石头中去，不一会就响吱吱地冒出香气，你就可以大快朵颐了。据介绍，鹅卵石是进口的，既然能蓄热均温，使肉免于烤焦，又能去油去腥。我们是在仁川一家叫“海风”的餐馆里，品尝到这道古朴又摩登的美味，印象极深。 韩国人饮食主面的节约与科学，还可以从一种专供饮水机配套使用的 “微型纸杯”上得到佐证。那是一种只有中指长、两指宽的小纸片，经过特别处理，拿上手就变成一个很小的杯子，放到龙头就能接水。比起那种透明塑料杯和普通纸杯，自有它微小、简便的优越性，韩国街头和快餐店里常能见到。 韩国的食礼 中国人和韩国人都说饮食文化，可见饮食与文化的关系密切。食礼便是表现饮食文化的方式之一，它是一种常识，你可以不去遵守，便是不要忘了，不然会使当地人感到不愉快。 韩国饭馆内部的结构分为两种：使用椅子和脱鞋上炕。在炕上吃饭时，男人盘腿坐，女人屈膝支立 ——这种坐法只限于穿韩服时使用。现在的韩国女性平时不穿韩服，所以只把腿收拢在一起坐下就可以了。 在你坐好后，看了墙上的菜单或者桌上放的菜谱点好菜后，不一会儿，饭馆的大妈就会端着托盘向你走来，她从托盘中先取出餐具，然后是饭菜。当然，有的饭馆在桌子上已经准备好了餐具。但是讲究一点的店都是亲自给客人送上来：筷子穿着纸衣、勺子蒙着脸 ——圆形、有着勺子头大小的纸袋套在上边，纸上画着一杆烟枪和一顶帽子——韩国以前的贵族“两班”的象班。最初我感到新鲜，曾经将它收藏起来，可是后来发现韩国的几个大城市的餐馆都是用这种图案，便见怪不怪了。 筷子和勺子，除了婚礼的礼品、怕人谋害自己使用银制品以外，还有黄铜制的。但是这两种不常见，平民百姓们使用的一律是不锈钢制的平尖头儿的筷子。木制筷子是一次性的，据我观察，一般韩国人在吃日式面条、紫菜饭卷时才使用。没看见韩国人用过竹筷、象牙筷 、塑料筷等等。勺子的柄较长，头部又圆又大，所以刚开始使用时我挺害怕弄疼了我的嘴角。 中国人、日本人都有端起饭碗吃饭的习惯，但是韩国人视这种行为不规矩。所以你一定要记住桌子上的饭碗是不能用手碰的，而且也不能用嘴接触饭碗。然后你会注意到饭碗是不锈钢制的（在家里或高级餐厅时，用用陶瓷制的饭碗），圆底带盖地 “坐”在桌子上，没有供你的手握的把。再加上米饭传导给碗的热量，不碰它是合情合理的。至于碗盖，你可以取下来随意地放在桌上。 既然不端碗，你的左手就一定听话，老实地藏在桌子下面，不可在桌子上 “露一手”。你的右手一定要先拿起勺子，从水泡菜中（没有水泡菜时，用其他汤代替也可以）盛上一口汤喝完，再用勺子吃一口米饭，然后再用勺子喝一口汤，再吃一口饭后便可以随意地吃任何东西了。这是韩国人吃饭的顺序。 在上述中也许你会注意到：韩国人是用勺子喝汤、吃饭的。这与中国人、日本人的饮食习惯不同。韩国人同时使用勺子和筷子并不是最近的发明，而是源于古代。在国立公州博物馆中，我就看过有百济时代的铁制勺子和筷子摆在一起。在朝语中，除了有分别表示勺子和筷子的单词外，还用两个字母来同时表示勺子和筷子摆在一起。 勺子在韩国人饮食生活中比筷子更重要，它负责盛汤、捞汤里的菜、盛饭，不用时要架在饭碗或其他食器上；而筷子呢，它只负责夹菜。不管你汤碗中的豆芽菜怎么用勺子也捞不上来，你也不能用筷子。这首先是食礼的问题，其次是汤水儿有可能顺着筷子流到桌子上。筷子在不夹菜时，传统的韩国式做法是放在右手方向的桌子上，两根筷子要拢齐， 2/3在桌子上，1/3在桌外——这是为了便于拿起来再用。韩国人没有使用筷架的习惯。这种做法，有人觉得除非桌子表面擦得很干净，否则是不卫生的，因此，便改成了把筷子放在小菜碟上。最后，当你吃完饭后，还是要把勺子和筷子摆成当初的形状，有始有终。 中国人用筷子吃饭、勺子喝汤；韩国人用勺子吃饭、喝汤，用筷子夹菜；而日本人用筷子既吃饭又喝汤。为什么日本人的饮食生活中没有勺子呢？有一位日本老人曾经告诉我说： “勺子只从中国传到了朝鲜半岛上，因为朝鲜半岛和日本之间隔着海，所以勺子没有传到日本。”后来我在《环球旅行·韩国》（1995年版）中看到的却是这样的内容：据说过去日本用手吃饭，韩国人觉得他们挺可怜的，就教给日本人使用筷子，但是没有教给日本人用勺子。韩国是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所整个国家就好像一个大家庭，具体表现在共食聚餐上。 中国人在家里也许不用公筷、公勺，但是在餐厅吃饭时，都用公用餐具往自己的碗、碟里夹菜。日本人除了份饭，亦如此。可是，韩国的情况就不同了。韩国人用自己的餐具直接食用公用的汤和菜。韩国人是一个好动感情的民族，当他们这种把感情通过共食表现时，我觉得，人们应该给予充分的理解。 韩国人待客十分重视礼节 韩国是单一的朝鲜民族，通用朝鲜语(亦称韩国语)，信奉佛教、基督教、天主教、道教等多种宗教，风俗习惯独特而有趣。 韩国人待客十分重视礼节，男性见面要相互鞠躬，热情握手，并道 “您好”。异性之间一般不握手，通过鞠躬、点头、微笑、道安表示问候。分别时，握手说 “再见”，若客人同自己一道离开便对客人说“您好好走”，若客人不离开则对客人说“您好好在这儿”。进门或出席某种场所，要请客人、长辈先行；用餐，请客人、长辈先入席；与客人或长辈递接东西，要先鞠躬，然后再伸双手。 同韩国朋友约会，要事先联系，尽管韩国人对客人不苛求准时，但他们自己是严格遵守时间的，因而客人也应守时，以表示对主人的尊敬。到韩国人家里作客，最好送一束鲜花或者一些小礼物，见面时双手递给主人，感谢主人的盛情接待。进入韩国朋友家里，须事先脱掉鞋子，交谈时，说话要细语轻言，不可大声说笑，女性发笑时用手遮掩住嘴，不要当着众人的面擤鼻涕，吸烟要向主人打招呼，否则会被视为不礼貌，不懂礼节。 韩国人接待经贸业务方面的客人，多在饭店或酒吧举行宴请，而且多以西餐招待。非业务交往，多在家中请客吃饭，用传统膳食招待。韩国人爱吃辣味，主食副食里常常少不了辣椒和大蒜。主食以大米和面食为主，最喜爱的传统面食是辣椒面和冷面。韩国人制作冷面的面条是用荞麦面做的，汤里放入大量辣椒、牛肉片和苹果片等，而且要冰镇，吃起来清凉爽口，但过一会就会周身发热。副食中的名菜有生鱼片、烤牛肉、干烧桂鱼、脆皮乳猪、油泡虾仁、脆皮炸鸡、爽口牛九、软炸子鸡、冷拼盘等。韩国人每顿饭要有一碟酸辣菜，尤以酸辣白菜最为爽口。在正式宴会上，第一道菜是用九折板盛有九种不同食物送上来，其中必须有火锅，随后再上其他的菜；在家中请客，所有的菜一次性上齐。 吃饭时，主人总要请客人品尝传统饮料 ——低度的浊酒和清酒，浊酒亦称农酒，昔日是农家自酿酒，制作简单，历史悠久，将粮食捣碎下酒曲发酵而成，酒色混浊，但酒精度低，清凉宜人，健胃提神，各商店有售。对于不饮酒的客人，主人多用柿饼汁招待。柿饼汁是一种传统清凉饮料，把柿饼(亦可用梨、桃、桔、石榴等果品)、桂皮粉、松仁、蜂蜜、生姜放在冰中煮沸，待凉后滤去渣皮即可，味道甜辣清凉，家人逢年过节饮用，平时用来招待客人。有的人家还用油煎饼、松饼、油蜜果等传统食品招待远道而来的客人。 此外，韩国拥有许多西餐馆和日本餐馆，汉堡包、炸鸡、热狗等快餐食品受到人们欢迎，使韩国人以鱼、蔬菜和米饭为主的传统膳食结构趋向方便化、快捷化和多样化。在韩国没有收取小费的习惯，客人进餐、购物、住宾馆等不必送小费。 韩国的风俗 大韩民国位于东亚朝鲜半岛南部，面积 9．9万平方公里，人口4，000多万。全国人口均为单一朝鲜民族，通用朝鲜语。历史上受我唐代文化影响很大。国旗为太极旗，白地中央为红、蓝两色太极图案，周围有四组八卦符号。白色代表土地，太极图和八卦由我国传人，象征宇宙永恒运动、均衡和协调，反映我国“易经”代表的东方哲理。受我国佛学、儒学影响很深，居民多信奉佛教、基督教和儒教，首都汉城文庙每年春秋两季都要举行祭孔大典。韩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居世界前列，经济发展水平居亚洲前列，外向型经济较发达。韩国文化是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体。 韩国饮食风格介于中国和日本之间，多数人用餐使用筷子。莱料以高蛋白食物为主，辅以蔬菜。喜食汤和饭 (牛肉汤、排骨汤等和在饭中)、火锅、汤面、冷面、生鱼片、生牛肉、什锦饭等。也喜欢热辣口味。在宴会上，韩国人习惯互相斟酒，喝交杯酒；受人劝酒时不可拒饮；不胜酒力时杯中应留点酒；对于醉酒者，他们多持宽容的态度。受人敬菜时要礼貌地推让两次，第三次才欣然接受。饭后被人邀歌时不可拒唱。 韩国的民族服装是：男子穿袄、坎肩、裤、长袍，上下一色，且多用白色；女子穿袄、裙、长袍，裙子长而肥大，丰满流畅。现代男女也常穿西式服装，讲究服饰。进屋脱鞋是他们的传统习惯。他们也用炕，炕内用热水管取暖。 韩国人注重礼仪。见面必互致问候，男子见面微鞠躬，互握右手或双手，分手也鞠躬。男子不得主动与女子握手。初次见面，交换名片。韩国人多以软饮料待客，客人必须接受主人提供的茶点。韩国人在一起聊天，都不谈本国政治、经济、妻室等话题，但喜欢询问个人情况。他们自尊心极强，不容公开被人批评或异议。在社交场合，男女必须分开。在公开场合，得让男土先行，各种会议发言者致辞都把 “先生们”放在“女士们”之前。尊敬师长，使用敬语，不得当长者面抽烟、戴眼镜。上门造访习惯带上小礼品，但不送外国烟；接物时必须用双手，不能把礼品当场打开。在任何场合的坐姿都不能叉腿。 韩国节庆较多。农历正月初一至正月十五的节日活动类似我国春节。农历正月十五为元宵节，传统饮食是种果 (栗子、核桃、松子等)、药膳、五谷饭、陈茶饭等。农历4月8日为佛诞节及颂扬女性的春香节。农历5月5日为端午节，家家户户都以食青篙糕，挂菖蒲来过节。农历8月15为中秋节，农历9月9日为重阳节。清明扫墓，冬至吃冬至粥(掺高梁面团子的小豆粥)。除上述传统节日外，韩国人还重视圣诞节、儿童节(5月5日)、恩山别神节(3月28日至4月1日) 等。群众喜闻乐见的体育活动有射箭、摔跤、拔河、秋千、跳板、风筝、围棋、象棋等。 韩国人喜欢单数，忌讳双数。忌用 “ 四 ”( 韩语音同 “ 死 ”) 。忌用一个手指指人。站立交谈时不能背手。女子发笑时必须掩嘴。
1.九成五的人住在乡下
谷物贸易在当时可说是绝无仅有。帝国内大部分的商业买卖都是重量轻、价值高、禁得起长途跋涉的奢侈品。一如19世纪以前的欧洲，罗马帝国境内大部分的人都是就近取材，看附近种什么或制造什么，吃的、喝的、穿的、住的，一概是本地出产。欧洲村舍之所以拿茅草覆顶，不是因为它比石板屋顶更有诗画风情，而是因为茅草便宜，唾手可得，因此，经济发展并不是罗马人推动革新的重点，以一套法典及一种效率卓然的军事组织将整个帝国维系于不坠，才是他们的治国精神所在。直线相交的罗马道路，有一部分迄今犹存，即是出自当年军事工程师的设计，主要目的是让士兵从一处移动到另一处时行进迅速，因此是直线的；但如果是设计给一般马匹和马车使用，坡度会和缓得多。
在罗马帝国的最后两百年间，随着日耳曼蛮族入侵，城市人口流失，贸易严重萎缩，地区的自给自足更形必要。在帝国的极盛时期，城市是没有围墙的；罗马的敌人都被挡驾在边境之外。直到3世纪，城镇开始沿着外围筑起城墙，后来城墙涵盖的区域越来越小，更证明了城镇的萎缩。公元476年，整个罗马帝国消失于无形，此时乡村的人口比例已经升至了九成五。
这些人口就此留在乡间，一留就是数百年。日耳曼蛮族入侵之后，其他外族也接踵而至：7到8世纪是穆斯林，他们占领法国南部，攻进意大利；9到10世纪是维京人，到处烧杀掳掠，大肆破坏。11到12世纪，和平终于到来，贸易逐渐复苏，城市生活这才起死回生。5世纪之后，有些城镇几乎完全夷为平地，其他也大为缩小。
土地劳动人口开始出现下降趋势，但极其缓慢。15世纪，欧洲开始向海外扩张，商业、金融业、航运业因此水涨船高，城市也欣欣向荣。1800年左右，西欧的乡间人口可能已降到八成五，稍低于罗马帝国当年。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内，人口移动几乎无甚变化；唯一的例外是英国，1800年前后，它的乡间人口随着城市人口激增而开始锐减，到了1850年，英国人已有半数都居住在城市里。
2.谈天气，忧心命运
耕种食物的人也有等级之分。长久以来，无论什么时代，小地主、奴隶（或当过奴隶的自由民）、农奴（或当过农奴的自由民）、佃农（或收益分成的佃农）和劳力工都可能包括于耕种者之列。我们通称他们为农民。不过，无论身在何处、处于什么年代，这些人的工作方式都一模一样；在意大利、法国南部和西班牙，19世纪的犁田方法和罗马时代殊无不同。他们用很原始的犁，你只要想象一根叉状的长木棍，底部有个切割用的刀片就是了。一头牛或马在前拉着犁，一人在后抓着犁头控制方向，而刀片很难深入土壤内层，只能浅浅刮过表面。犁田是以棋盘式进行，先沿着田地直行，再横着犁下去。
有轮的犁具是中世纪早期的伟大发明之一，发明者是何人已不可考。它对法国北部、德意志和英国的厚重土壤尤具效果。基本上，
早期的叉状犁具，重量相对为轻，只能在小块田地间浅掘土壤的表面。有轮的犁具则可深入北欧的深层土壤，犁出一条条长形的垄沟，称为“弗隆”（furlongs）（译注：furlongs，亦称浪，长度单位，相当于0.2公里）。
这种犁具颇类似于现代的耕土机，只是还是得由动物拉车并且由人控制。这种犁除了有个挖得进土壤的锐利刀片，还有一个模板可将挖松的土壤抬起翻转。这就产生了垄沟，不止是挖挖表面而已，而且垄沟都是同个方向、互相平行，不再是旧式犁法的平行相交。在重土壤上，灌溉的水可以沿着垄沟流下去。犁田是辛苦的工作，你不只是操控犁具的方向而已，如果你的肩膀和手臂不用力抓紧，不但挖不到土还会翻覆。犁完田后就是播种，这个差事比较轻松，你在田地一条条的刈沟里撒下种子，然后拿一根耙子（harrow）——耙具的一种——把种子盖起来。
犁田是男人的事。收割则是男女老幼都要参与，而且因为安全收割期很短，农民得从城镇招募临时工，就连本地的士兵都可能走出军营前来帮忙。收割的工具是镰刀，一种有柄的弯刀。考古学家曾在最古老的人类聚落里找到镰刀，而直到20世纪初叶，镰刀在欧洲依然是标准的收割工具。1917年，俄罗斯爆发社会主义革命，制作了新国旗向劳动阶级致敬，新旗上有榔头和镰刀的标志，榔头意指城市里的劳工，镰刀则代表乡村劳工。
想到耕种和收割，千万不要以为那是你今天看到的景象：农夫坐在装有冷气的曳引机里，一路开过田地。年复一年，一英寸一英寸的田地都是农民埋头苦干、弯腰驼背、拖着脚步辛苦耕耘出来的。
把收割完的大麦或小麦茎秆集中在一起，接着还得将麦粒从麦穗上打下来。打谷用的工具叫做连枷，它有长长的柄和一个连着一根皮带的平板。在谷仓地上铺满麦穗，然后摇晃连枷的柄，木板就会往下移动，平平压在麦穗上。让谷仓的门保持开敞，如此，微风可把糠皮吹走，地上只留下完好的谷粒。
这些谷粒可以制成面粉，然后做成面包。面包是生命的支柱，你就这么大块大块地吃它，没什么别的可选；肉不是平常就可以吃到，或许有点牛油或乳酪可以配着面包吃。面包就是主食，不是放在旁边小碟中的配角，也不是漂亮篮子里放个寥寥几片，而是三或四大块那么多。如果你是有钱人，一天可以吃个一公斤，也就是每天一大条。到处都在种麦子，即使是不适合种麦的地区。由于运输极其困难，谷物必须生长在接近消费的地方，从别处运来的谷物是很贵的。谷物虽然可以靠海路运来，可是在内陆地区，不管距离远近，直到18世纪运河开凿之后，谷物的运输才成为可能。
所有的人都老是为收成担心害怕。谈天气不是为了没话找话说，而是一群人在忧心自己的命运。如果谷子不成熟或是在收割季节前被恶劣天候给毁了，整个社群都会遭殃；他们得从别处运来谷物，而这样做的成本非常之高。谷物歉收时期，面包价格会飙涨个两倍或三倍。这可不像现在超级市场里哪个东西贵了许多，你这段时间就暂且改吃其他东西这么简单；这意味着你的食物成本会增加两到三倍之多，果真如此，你就只好挨饿，说不定还会饿死。
可是，食物是农民种出来的，价格上扬不是对他们有利吗？这只有对拥有大批食粮的人才是。如果你种的东西只够养家糊口，全没余粮可卖，歉收就表示你连自己肚子都填不饱，还得到外头去买。有些人的田地小，就算丰收也不够一家人吃，这些人就得帮大地主打零工，才能多买点食物。很多劳力工根本没有自己的田，他们如果跟着雇主一起住，雇主管吃管住，那还不坏，但要是住在自己的茅草陋屋里，就得常常去买面包。当然，住在城里的人，面包永远都靠买的，因此，只要谷价上扬，许多人都将面临水深火热。
3.抢粮、抢食、抢囤积
一旦谷物短缺，谷粮的拥有者——大批栽种并且拿来交易的人——很可能会囤积起来等着价格继续高涨，要不就运到其他价格涨得更凶的地方去卖，如此一来，本地人就无粮可吃了。约莫1400年之后，欧洲各国政府逐渐迈向强盛，曾经试图控制谷物交易。它们明订法令禁止囤积，也不准商家将本地已短缺的粮食运到外地，要是地方官不执行这些法令，人民很可能就会自己来实行。他们四处搜寻囤粮，逼迫大农拿出谷粮来卖，甚至袭击运送谷物到别处去的马车或船只。因为有引发暴动、社会失序之虞，政府插手介入也是不得已。
大部分的人大部分时间都活在对食物的不确定感之中。能好好吃顿饭是一种奢侈；肥胖代表美；节庆假日是大快朵颐的日子。在现代社会，庆祝圣诞节的方式依旧是这种现象的可悲遗绪，换句话说，我们会期待用大吃大喝来纪念这一天，虽然我们平日已经吃得够好。我现在还试着保存一点这个节日的原味精神——其他日子绝不吃火鸡。
是这些占了总人口百分之八十五到九十五的土地劳动者造就了文明。要是农民种植的食物只够喂饱自己，任何城市或领主、教士或国王甚或军队都不可能存在——这些人全得靠别人种东西给他们吃。不管农民愿不愿意，他们都必须供应他人粮食。这个现象在中世纪早期的农奴身上最为突显，他们必须把一部分的作物当做租金呈缴给领主，一些捐给教堂当做捐献，还得在领主的田地里无酬工作，好让领主自己也有收成。到后来，替领主工作的义务停止了，只要付钱给领主和神父就好。
4.税吏成了罪人的代名词
在中世纪早期，国家是不征税的；之前的罗马帝国以及之后的欧洲新兴国家，农民都得纳税，这是维系帝国运作最关键的交易：国王从农民那里拿钱，然后用这笔钱付薪水给军人。
你可以看到，收税过程多么干净利落。你不必开支票或寄支票给税吏，他不会把你赚的钱减去一部分当做扣抵额，税吏是个活生生的人，到天涯海角也能把你找到；如果你拒绝缴税，他会带着武器逼你掏钱。缴税一事不是由官僚体系掌控，而是面对面的交锋。在罗马帝国，这些收税人叫做“publicani”，也就是从民众身上收取税金的人。大家对他们深恶痛绝，是世上至恶之人，就连耶稣对这个刻板印象的塑造也有推助之功。
他说，去爱那些爱你的人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美德——即使税吏也会这样做。在钦定的《圣经》版本里，“publicani”被译为英文的“publicans”。有人批评耶稣，说他把“税吏和罪人”混为一谈，这对那些拥有证照的公职官吏很不公平。
当然，说农民受到压榨，这是非常情绪化的用语。说不定他们应该乐于缴税才对，或至少只是嘴上抱怨几句罢了；虽然没有人喜欢缴税，可是这对大家有好处，可以得到政府提供的服务。
问题是，当年的农民并没有得到任何服务。政府既不兴办学校，也没保健制度；大部分的政府连马路都不管——因为马路属于地方事务，除非具有军事重要性。罗马政府会照顾城市的公共卫生，提供用水和排水系统，对乡村却是不闻不问。政府的税收约莫有八到九成都是用在军武上。那么，将外侮阻挡在外，对农民总该有好处了吧？不见得。对农民来说，战争表示他的土地会烽火不断，而他的食物和动物都被拿去喂养两方的军队了。
除了受武力威胁，地位高于农民的人也硬说农民低人一等，只有服从听话的份，农民只好继续缴税，但时不时还是有抗议、暴动等情事发生。农民认为，如果国王、主教和地主全都拋下我们不管，我们也能活得很好。他们很容易有这样的想法，因为农民都是自己种作物、自己盖房子、自己酿酒、自己织布做衣服。
5.农民向领主宣战
农民多次起事总是被镇压下来——直到法国大革命的初年，法国农民和别处的农民并无不同，都是中世纪的农奴出身。中世纪末期，西欧的农奴制度画下了休止符，各国对这些恢复自由身的农奴各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在法国，法律明定农民是田地的拥有者，可以卖掉土地迁移他处。然而，不管是这些人或是买下他们土地的人，依旧得对旧日的封建领主缴交规费，对领主也依然负有义务，例如，领主的女儿婚嫁，他们就得送礼，或是每星期必须在领主的田地里义务做上几天的活。后来这些赠礼和服务转变成以金钱打发即可，因此，这些拥有土地的农民依然必须缴纳一堆杂七杂八的租金，他们既是地主又是佃农，这是极其罕异的处境。
而拥有广大田地的人，可能是个领主，现在也是个有钱的中产阶级，他们会雇用一些聪明的律师去调查，看那些农民有没有拿钱来缴清所有的应付规费和义务。当初这些规费和义务被转换成金钱时，并没有将通货膨胀考虑进去，以现代词汇来说，这些缴纳的钱并没有反映出通货膨胀指数，因此，领主有莫大的诱因去找出先前被遗漏或计算错误的地方。再也没有比这样的关系更令人火大的了，领主眼看着田地被移转到农民名下，为了弥补损失，于是拿旧日的规费当借口索取更多金钱。农民决定开始反击，他们集结起来，自己也雇用律师，向他们的领主宣战。
1788年，法王召开三级会议，农民以为变天的曙光出现，所有他们痛恨的巧取豪夺终于可以解除，可是，事情迟迟没有进展，令人生疑；先前他们就听说巴士底狱被攻陷、国王承认了国民议会，可他们照样得缴钱给领主，其中定有阴谋；面包价格一天比一天贵，因为前一回的收成极差，而新的收成尚未到季。乡间传言四起，说那些贵族和恶霸正千方百计阻挠乡村的改革措施。农民果真起而行动，浩浩荡荡跑去找那些恶霸算账，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他们也向领主的城堡前进，要求领主或他的代理人毁掉登记付款的大账册，如果领主点头，他们就心满意足地散去，若领主不肯点头，就一把火烧了城堡。
6.法国农民为何这么跩？
每当农民作乱，国王的反应通常是镇压，但革命派并不希望这样；如果国王下令派出军队，很可能在解决农民之乱后转而要军队去对付他们。议会领袖决定顺应民意，农民要什么就给什么。1789年8月4日，议会彻夜开会，宣布取消所有田地规费和义务。过去借此牟利的人彼此互相怪罪，并承诺改革，但这一半是精心安排的表演，一半是歇斯底里的情绪。
不过，政府并没有完全被冲昏头，他们希望划定一条分际，关于私人服务的款项立即废除，但与地产相关的规费则是稍后再解除，并且让地主得到若干赔偿。但这条分际甚难拿捏，农民拒绝划界，坚持从今而后任何款项都不必付。1793年，随着革命手段越来越激烈、新宪法也已出炉，所有的规费和义务一概取消。
如今，法国农民变成如假包换的土地拥有者，再也不受任何地主的牵制，他们后来变成19世纪法国政坛的一股保守势力，与城市里攻击私有财产、亟于创造共产社会的激进劳工阶级分庭抗礼。在法国，那些大头们总是能靠这些农民投票将这类劳工阶层的提案否决掉。农民紧握着小小田地不放，也让法国农业永远是无效率可言的小规模经营。而今天，这些农民受惠于欧洲的各项补助，这表示他们可以用较低的成本销售农作物，以对抗澳大利亚效率较高、规模较大的农民。
至于英国，在农奴制度告终之后，对土地的安排截然不同。任何形式的封建规费和义务全都销声匿迹。农奴按照现代的方法变成了佃农，也就是单纯付租金给地主就好。地主和佃农之间这种关系是现代的商业关系，这促成了它的农业生产力大跃进，称为农业革命。
7.英国农民为何这么富？
这场革命包含两大元素：农作方法的进步和土地所有权的重新规划。它与农业机械的改善毫无关联；曳引机和收割机都是许久之后才告问世。
先说农作方法。频繁的耕种会让土壤养分枯竭，这是所有耕种者面对的基本难题。如何解决呢？如果是罗马帝国境外的日耳曼民族，农夫会在旧地枯竭后直接搬迁到一块新土地上去耕种，这只能算是半永久性的农业。
至于罗马帝国境内，会将农场土地分成两半，一半种植作物，一半休耕，意思是不种东西让田地休息，牛羊马匹在这块地上吃草，不但将去年收成的余梗吃掉，下的粪便还可充当肥料。一年终了，农夫在这块休耕地上翻土插秧、种新作物，轮到另一半开始休耕。19世纪之前，南欧一直是这样的做法。
中世纪的北欧则是发展出三田轮耕制，其中两块种作物，一块于秋天，另一块于春天翻土播种，第三块休耕。明显可见，这个做法提高了不少效率：时时都有三分之二的田地在生产谷物，而非二分之一。
18世纪的英国，则是将农地分成四份，每一块都种植作物，这就是农业革命。它为什么效果卓然呢？一块地如果一直种植谷物，养分会耗损殆尽。这种方法的聪明之处在于：其中两块田地一如往昔种植谷物，另外两块则用来种植牲畜饲料，例如芜菁或苜蓿。这些作物从土壤里汲取的养分不同，因此土壤不会因为不断种植谷类而告枯竭。事实上，苜蓿还可将大气层里的氮气固定于土壤而增益其养分。由于农夫也开始种植动物的饲料作物，足以养活更多的牛羊，不像过去那般让牲畜在休耕地上自生自灭；牲畜因为吃得好，不但更肥壮，下的粪肥也更多。一年将尽，当这块养牛养羊的田地转而种植谷物，生长的作物也就得到更好的收成。牲畜越养越多、越养越好，农作物收成也节节高升，这就是新的四田耕作法的结果。
在此同时，土地也重新规划，每个农夫都拥有稳固的地权和清楚的分界，这样的规划取代了过去的农地制度——中世纪时期，村庄田地分成三大块公地，每块公地再细分为许多长条（称为条田），每个农民只耕种于一个条田。你没有自己的农场，农场属于整个村落，而农场的所有权握在领主手里。田地要种什么、何时耕种、种在哪里，一概由村落决定；所有人的牛只都放牧在那块休耕地上。除了这三块公共耕地，其他都是荒地、沼泽或林地，除了开放给所有人的牲畜放牧，也供人割取茅草或收集柴薪。
将农地重新整并为清楚的地权是国会的德政，特别针对各村落的情况实施。英国议会可说是集大地主之大成，这些人认为，要让新的耕种法得到切实履践，固定圈围（或称圈地，大家熟知的名称）有其必要。种植新作物、照顾牲畜都需要个人投注心力，无须整个村落共同控制。地主若想增益其土地收成、提高收取的租金，可以在租约里加上一个条件：租用重划农地的人必须采行新的农耕法，拒绝种芜菁的农夫会被淘汰出局，换句话说，租约到期后不会得到续约。
重划工作进行得甚是审慎。负责的官员先对所有的村民仔细调查，确定他们目前拥有哪些权益，然后将每个人在公地的哪些区块工作、在公有地放牧的权利换算成某个或大或小的重划地的所有权。最吃亏的是那些先前只能在公地上放牧的村民，他们只能分到弹丸之地，什么好处也没有。这些人是最可能离开乡村、前往城市谋生的一群。不过，整体而言，在新规划地上以新的方法耕作，所需的劳动力不减反增。乡村人口确实有流向城市的趋势，但这是人口快速增长所致。
农业生产力增加，城市的成长成为可能。整体来说，现在更少的人就能提供所有人的粮食。英国是世上第一个有此重大跃进的现代大国。法国一些农业改良者见贤思齐，也想做类似的土地重划，可是法国的土地为农民所有，共治生活的观念根深蒂固，就连专制君主也动不了分毫。
8.工业革命衔接农业革命
18世纪中期以后，英国的工业革命和农业革命开始衔接，相辅相成。棉花、羊毛不再交给村里的工人去纺纱织布，这个差事转由工厂代劳。这些工厂拥有最新发明，一开始是以水车当动力，接着是蒸汽引擎。劳工变成机器的照顾者和维修者，他们按时上下班，替老板工作，不再是自己的主人。设有棉花厂和毛料厂的市镇，人口节节高升；先是拜运河水道网络之赐，之后是铁路网，所有的新兴经济活动就此得到连结。终于，有个国家能够以便宜的价格将大宗货品运输到其他每一个角落。
英国的工业革命并不是计划的产物。它之所以促成，是因为在英国，政府受国会掌控，为了增加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欧洲各国的专制政府对工业莫不仔细规划，又是促进又是保护。而英国的贵族阶级和土地士绅，也就是国会的组成分子，由于涉身新的经济活动，让它快马加鞭的动机更强。管制工业和聘雇的旧规都被扫到一边，形同虚设。
这两场革命所引发的社会变迁是痛苦的。然而，世上第一个工业兼都会国家提出了这样的远景：它将带领过去只够活命、饱受艰辛的平民百姓，迈向一种无可想象的富裕。
结语：欧洲为什么可以抢第一？
有很长一段时间，中国文明要比欧洲文明进步。欧洲的印刷术、造纸术、火药、罗盘针和运河的水闸，皆是直接间接从中国传来。然而，世上第一波稳健的经济发展首度发生在欧洲，工业革命继之而起。而其他代表现代的标记，如代议政体和人权观念，也是发轫于欧洲。欧洲是怎么一回事？
1480年，中国明朝皇帝下令停止所有的海外探险和贸易，继续从事贸易的商人被视为走私犯罪，皇帝会派军队破坏他们的居处，烧毁他们的船只。但在欧洲，没有一个国王曾经滥用或自许有这样的威权，宣布这样一个闭关自守的律令代价高昂，没有一个国王负担得起。在欧洲，当国王的总是强敌环伺，而中国皇帝的君权无人能比，这是他们拥有的优势——或者说是陷阱。欧洲国家之间相互为敌，是它们向海外扩张的一股推动力量。
罗马帝国灭亡后，西欧再也不曾出现一个统领整片疆土的强大力量。想象一下罗马曾被某个单一势力征服，就像印度被莫卧尔人、中东被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那样。借由征服，这些异族摇身成了新江山的主人。但罗马的征服者却是数个不同且互相敌对的日耳曼蛮族。这些蛮族从来就没当过什么主人，与其说他们征服了罗马帝国，不如说他们在踏上这个帝国的土地后，发现它正在自己的脚下融化。他们毫无治理固定国邦的经验，连罗马赖以维生的征税机制都维系不住。
1.不是所有东西都归国王所有
欧洲的历史演进泰半从奠基的这一刻起便已注定。国王对人民毫无掌控能力，它们必须殚思竭虑，才可能争取到人民的服从。它们若想扩张势力，就得提供良好的政府——也就是维护治安作为回报，它们不能像亚洲和中东不计其数的帝国及王国那样，光靠收税机制和进贡就能运转。
数百年来，这些国王最大的威胁是他们最有权势的下属——土地贵族阶级。这些权臣最后终于俯首，但因为已在自己的领土上雄霸够久，早就为自己也为他们土地上的人民争取到私有财产的保障。“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属于国王”，这是欧洲自由和繁荣的基石。
为了让贵族俯首称臣，国王对城市里的商贾、贸易人士和金融家多所依赖，一来他得靠这些人提供贷款和人力才能维系官僚体系，二来这些人的财富可以被课税。欧洲君主的征税细水长流、手法温和，以免杀死了下金蛋的母鸡；亚洲国家的统治者比较独裁，征收苛捐杂税之余，手头拮据时甚至直接把商家的货品没收充公。
欧洲君主的低调谨慎也是不得已，因为在这个群雄环伺的微妙均衡局面下，他只是玩家之一，而且商人要是被欺压太过，可能转而投靠敌营。在此情况下，他们重视经济发展和新兴科技也是不得不然的行为，而虽然这些科技主要是用于战事，但和现代殊无不同的是，这些国防花费可能带来重大回收。除了谨言慎行，他们也牢记罗马帝国的教训和基督徒国王身负的义务，因此比较不会施行暴政、纵情声色，而这样的场景在亚洲君主中屡见不鲜，比欧洲常见得多。
这些欧洲君王降伏旧日贵族后，随即成为一个活跃的新兴阶级——城市里的中产阶级的支持者。当年这些君主势单力薄，曾经允许各个城镇自治，而随着城市的财富日增，这个让步也变得更加举足轻重。相较于自拥大军、躲在城堡里防御自己的贵族，中产阶级似乎平和得多，不具威胁性。然而，无论贵族多难应付，他们毕竟是社会秩序的一部分，而在这个社会秩序里，国王是天经地义的元首；反观中产阶级，他们的生活方式根本无需国王的存在，长远来看，对于王政的威胁远比贵族更棘手。
君主从薄弱的基础起步，权势逐渐增添——只有在英国，君王犹在国会的驯服下，这是唯一的例外。这个机构是中世纪留存下来的传统：国王必须和大臣们商量国事。即使是专制君主最出名的法国，国王的命令也不是无远弗届、令出必行；为了维系国土完整，他必须做出许多让步和特别交易。法国的三级会议虽不再召开，偏远省份的迷你三级会议却依然存在，在否决法王于1780年代推动的税制改革上扮演了一定角色。法王试图变革失败，被迫重新召开国家三级会议——改革分子借镜英国议会政府并得到启发，非逼得他那样做不可。
至于中欧，也就是现在的德国和意大利，从来不曾有哪个君主建立起统一的强国，皇帝和教皇长年为权力明争暗斗。在这个地区，都市、城邦、侯国封邑林立，俨然多个独立小国，是欧洲权力分散的一个极端例证。这些迷你小国为文艺复兴和宗教革命奠定了基石，而整个欧洲也因这两场运动脱胎换骨。
2.权力分散、遗产多元
欧洲在政治上虽然四分五裂，但仍是一个完整的文明，中世纪以降就一直被称为基督教文明。直到宗教改革之前，教会是不分国界、屹立于所有土地上的组织。教会也曾野心勃勃想控制国政，但国王虽然肩负护卫基督信仰的义务，却不认为自己应该对教会唯命是从、有求必应。教会与国家之间总是关系紧绷，最突显也最持久的例子即是教皇和皇帝之间的剑拔弩张，而这又是权力分散的另一例证。
教会是基督教社会精英文化的掌控者，也是这个宗教的圣典——《圣经》以及古希腊罗马学术的保护者。在中世纪，一些学者将《圣经》和古学术编织为一，制造出一套头头是道的神学思维，但教会也有罩门，它的圣典对教会本身的结构只字未提——教会其实是个以罗马统治为范的精密组织；另外，它所保存的古罗马学术是异教徒的作品。借着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运动，这样的扞格就此爆发。
在中国，权力是极其明确地集中在皇帝手里，以儒家为尊的精英文化对君权统治也支持有加。无论是个人修为或待人处世，中国人莫不以儒家思想为圭臬，它已深深扎根于整个社会和国家。统治者不管有没有合法性都得熟读四书五经，而你得通过儒家经典考试才能当上国家官员。
反观欧洲，权力不但分散，精英文化也是个大拼盘，与君权统治之间的系带并不牢固。中国人非常聪明，可是他们的聪明从来不会脱轨失控，纵有奇思异想，基本上都不曾造成纷扰。欧洲社会的开放则是源远流长。近代欧洲在经济上爆发力十足，智识生活百家争鸣，皆是基于一个事实：不管是好是坏，从来没有一个单一强权掌控过它、形塑过它。它多元的历史遗产因此能被充分发掘、延伸；希腊的数学观念在科学革命时期得到实现，从而建立起科技创新的一个新基础。
经济历史学家拋出一个问题，问欧洲何以在工业化方面跑第一，就仿佛其他社会跟欧洲是在同一个轨道上并行，结果率先触线的是欧洲。帕特里夏·克龙，本书诸多灵感即是得自于她，却是这样问：“欧洲究竟是跑了第一？还是怪物一个？”在她看来，欧洲毋庸置疑、不折不扣是个“怪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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